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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致命车祸不一定错在司机，法官凭此判沈可婷无罪
Apr 11, 2023 2:13 PM 更新: 2:43 PM
蚊型脚车案被告沈可婷今天获判无罪释放，上诉庭三司认为，不能仅因为这起交通事故有人死亡，就认定司机是危险驾驶。
上诉庭法官哈德利亚（Hadhariah Syed Ismail）今日宣判时说，根据警方查案官的证词，这批三四十人的少年蚊型脚车骑士，根本不应该在凌晨时分在公路上非法赛车。
哈德利亚指出，新山推事庭曾两度宣判沈可婷无罪，一次是在表明罪名不成立，另一次则是在被告自辩阶段结束后。
她认同推事庭的裁决，即沈可婷当时根本无法避免意外发生。
“飞起来”才可避开撞车
哈德利亚说，推事也曾提到沈可婷的轿车当时必须要“飞起来”，才有办法避开路上的蚊型脚车骑士。
她直言，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个认真的解释，说明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避免发生碰撞的方法。
“我们同情在意外中身亡的八名罹难者与家属，但法庭裁决必须遵循法律而定，尤其需遵循判例法原则。”
“若发生一起事故导致有人死亡，我们不能认定驾驶者有罪。只有在确认驾驶者有错，确认司机是否危险驾驶，我们才可下判罪成。”
“这就是法律，不能仅仅因为有人在事故中死亡，就把所有责任放在司机身上。”
控状存有缺陷
法官也认为，沈可婷所面对的提控存有缺陷，因为同时包含两种不同的交通罪行，即鲁莽驾驶和危险驾驶。
哈德利亚表示，就连控方也承认没有区分鲁莽驾驶或危险驾驶两种罪行，以致沈可婷面对不一致的提控。
她举例，控方今早在陈词时承认按照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所提控的罪名，出现重复。
她点出，尽管沈可婷面对一项控罪，但当中却包含两种不同的罪行，已经抵触刑事程序法典第163条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缺陷。
“我们发现，在审讯的提控阶段，究竟是鲁莽驾驶或危险驾驶有所混淆。”
在梳理此案的控状缺陷后，哈德利亚最后向沈可婷说道：“我宣判，上诉人如今无罪释放。你从今起重获自由身。”
沈可婷当时坐在被告栏里，身穿黑色上衣和奶白色裤子。
上诉庭三司今天一致推翻高庭去年4月的裁决，改判沈可婷无罪释放。另两名法官是哈欣韩查（Hashim Hamzah）和阿兹曼（Azman Abdullah）。
沈可婷代表律师是郑宝德，而控方代表则是东姑阿米（Tengku Amir Zaki Tengku Abdul Rahman）及莫哈末沙菲克（Muhamad Shafiq Mohd Ghazali）。
由于此案是从推事庭开始，而司法制度只容许最多两次上诉，因此今天的判决已是最终结果，控方不可再上诉。
8死8伤，沈受审6年
2017年2月18日凌晨时分，柔佛新山内环公路靠近玛目地亚坟场路段，发生一起死亡交通意外。当时22岁的轿车司机沈可婷撞上一批骑蚊型脚车的青少年，酿成8死8伤的悲剧。
沈可婷是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即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下被控。一旦罪成，可判处判监禁2年至10年，以及罚款5000令吉至2万令吉。
沈可婷先在推事庭获判无罪，但高庭在去年4月改判她罪成。如今上诉庭又推翻高庭裁决，改判她无罪释放。
控状交叠使用二罪有缺陷，沈可婷律师主张判决无效
马新社 Mar 31, 2023 4:24 PM 更新: 5:02 PM
书记沈可婷的代表律师郑宝德今日在上诉庭指出，其当事人鲁莽驾驶致死8名脚车骑士的罪成裁决无效，因为控状早就存在缺陷。
他说明，检控官在控状中交叠使用两项不同的罪名，也就是鲁莽驾驶和危险驾驶，因此控状存在问题。
“这是错误的。法律只允许在控状中提出一项罪名。”
他在沈可婷的上诉案陈词时，这么指出。
高庭早前裁决沈可婷鲁莽驾驶罪名成立，宣判她入狱6年和罚款6000令吉，她随后提出上诉。
郑宝德说，其当事人已蒙受司法不公，因为她被判犯下法律所不承认的罪名。
“高庭法官裁定沈可婷‘鲁莽或危险驾驶’罪成，上诉人（沈可婷）未得到法律阐明她应得到的东西。”
称事故是由死者造成
郑宝德也告诉由哈德利亚（Hadhariah Syed Ismail）、哈欣韩查（Hashim Hamzah）和阿兹曼（Azman Abdullah）所组成的三司，控方在推事庭的举证阶段是导向鲁莽驾驶，但当此案交由第一名高庭法官审理时，控方的立场改为危险驾驶。
沈可婷的另一名律师哈温德吉星（Harvinderjit Singh）说，当时所发生的事属“紧急情况”，而此情况是由死者造成，而非沈可婷，因为他们在凌晨3时非法骑经改造的脚车。
他补充，第一名高庭法官裁决沈可婷表罪成立是错误的结论。
在副检察司东姑阿米尔告知，他需2小时的陈词时间后，上诉庭择定此上诉案于4月11日复审。
推事庭二度判处无罪
控状指出，现年27岁的沈可婷于2017年2月18日凌晨3点20分在新山内环公路鲁莽驾驶，导致8名骑蚊型脚车、年介13至16岁的少年死亡。
新山推事庭于2019年10月28日裁决沈可婷表面罪名不成立，宣判她无罪释放，但控方在稍后上诉，高庭法官莎娜兹谕令沈可婷回到推事庭自辩。
推事庭接着在2021年10月宣判沈可婷罪名不成立，控方二度提出上诉。
高庭法庭阿布峇卡在2022年4月13日推翻推事庭的无罪释放裁决，改判沈可婷罪成，除了监禁和罚款，他也谕令吊销沈可婷的驾驶执照3年，以及若她无法缴还罚款，则须以坐牢6个月取代。
沈可婷在去年4月18日取得上诉准令，上诉庭也批准她暂缓执行刑罚，以及允许她在上诉期间以1万令吉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
悲剧发生后自责至今，沈可婷向死者家属道歉
Apr 11, 2023 1:26 PM 更新: 1:35 PM 下午1点35分更新
蚊型脚车案被告沈可婷今天获判无罪释放，她闻判后向8名死者的家属道歉，并坦言这起事件让她深深自责，难以摆脱悲痛。
沈可婷在布城司法宫召开记者会。这也是2017年的悲剧发生以来，沈可婷首次向媒体发言。
她以马来语念出一份文告，向死者家属道歉。
“我承认我的驾驶，导致你们深爱的孩子离世。但这起意外，不是我故意而为。”
“对于你们因孩子离逝所承受的悲痛，我深表同情。在这6年来的审讯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若他们还活在挚爱家人的身边，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光景。”
“我所言无法抚平你们的悲痛，我相信你们深受各种不必要情绪的困扰。”
“我所言也无法把亡者带回你们的怀抱。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也同样承受这场悲剧的痛苦。”
“我向你们由衷道歉，虽然我知道很难获得你们的宽恕。”
悲痛直至离世那刻
沈可婷说，她无法忘却这起悲剧所带来的悲痛。
“我会永远带着那场悲剧的痛苦，深深地刻在我的内心。我无法忘却那晚的悲剧。”
“我相信这种感觉会伴随我，直到我进入坟墓的那一刻。”
最后，沈可婷也感谢法庭与法官，公正聆听辩方的陈词。
上诉庭三司今天一致裁决沈可婷无罪释放。三名法官是哈德利亚（Hadhariah Syed Ismail）、哈欣韩查（Hashim Hamzah）和阿兹曼（Azman Abdullah）。
8死8伤，沈受审6年
2017年2月18日凌晨时分，柔佛新山内环公路靠近玛目地亚坟场路段，发生一起死亡交通意外。当时22岁的轿车司机沈可婷撞上一批骑蚊型脚车的青少年，酿成8死8伤的悲剧。
沈可婷是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即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下被控。一旦罪成，她将被判监禁2年至10年，以及罚款5000令吉至2万令吉。
沈可婷先在推事庭获判无罪，但高庭在去年4月改判她罪成。如今上诉庭又推翻高庭裁决，改判她无罪释放。
上诉庭推翻高庭裁决，改判沈可婷无罪释放
Apr 11, 2023 11:59 AM 更新: 2:46 PM 下午2点17分更新
蚊型脚车案峰回路转，上诉庭今天推翻高庭去年4月的裁决，改判被告沈可婷无罪释放。
由法官哈德利亚（Hadhariah Syed Ismail）为首的上诉庭三司一致裁定沈可婷上诉成功。
另两名法官是哈欣韩查（Hashim Hamzah）和阿兹曼（Azman Abdullah）。
法官：你重获自由身
上诉庭三司认为，不能仅因为这起交通事故有人死亡，就认定司机是危险驾驶。
法官也认为，沈可婷所面对的提控存有缺陷，因为同时包含两种不同的交通罪行，即鲁莽驾驶和危险驾驶。
在梳理此案的控状缺陷后，哈德利亚最后向沈可婷说道：“我宣判，上诉人如今无罪释放。你从今起重获自由身。”
沈可婷闻判后，在审讯庭外召开记者会，以马来文念出一份声明，向8名死者的家属道歉。她坦言这起事件让她深感悲痛。
由于此案是从推事庭开始，而司法制度只容许最多两次上诉，因此今天的判决已是最终结果，控方不可再上诉。
从无罪到罪成再到无罪
2017年2月18日凌晨时分，柔佛新山内环公路靠近玛目地亚坟场路段，发生一起死亡交通意外。当时22岁的轿车司机沈可婷撞上一批骑蚊型脚车的青少年，酿成8死8伤的悲剧。
沈可婷是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即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下被控。一旦罪成，她将被判监禁2年至10年，以及罚款5000令吉至2万令吉。
但经过审讯后，新山推事庭于2019年10月28日判定沈可婷当时没有超速也没有酒驾，因而表罪不成立，获得无罪释放。
不过，控方提出上诉。去年4月13日，高庭推翻推事庭的无罪释放裁决，改判沈可婷罪成，入狱6年和罚款6000令吉。
沈可婷获准暂缓刑罚，并向上诉庭上诉，直至今天再次迎来无罪释放的喜讯。
写在沈可婷案再度开审以前
Rosli Dahlan Saravana Partnership Mar 29, 2023 10:00 AM 更新: Mar 30, 2023 4:35 【法律警钟】
沈可婷蚊型脚车案即将于3月31日在上诉庭开审。
此前，高庭推翻推事庭的无罪判决，改判沈可婷罪成并即刻入狱6年，以及罚款6000令吉。
这项判决随即引起社会哗然。面子书，乃至主流媒体留言板，大都刷满“司法不公，天理何在”的字句。其中，有者质疑，为何纳吉无需立即入狱，而沈可婷却需要，并以此佐证司法不公。
然而，两宗案件实际上大为不同，因此才会出现这种“差别待遇”。
纳吉的刑事案涉及金额庞大且情节严重，因此审讯始于高庭，且自动享有二度上诉至联邦法院的权力。换言之，在联邦法院裁定纳吉罪成以前，他有权申请暂缓行刑，因为其案件还存有“翻案”的可能。
沈可婷的案件则始于推事庭，在高庭宣判罪成后，其享有的自动上诉权也随之耗尽。因此，在获得上诉庭同意其上诉申请以前，沈可婷在法律框架底下，罪名已确实成立，已没有上诉空间。这也是为何沈可婷的刑罚没有暂缓空间。
然而，随着上诉庭同意让沈可婷上诉，其案件就存在翻案的可能，她也因此随即得以被保释、暂缓行刑。
事实上，沈可婷的司法权益，在审讯过程中并未被罔顾。
本案依法经历了推事庭—高庭—推事庭—高庭的两度上诉，两个法庭的判决书也流传于网上，供大众参阅。
其中，具备看见和听取证人优势的推事庭，详细例举了对被告有利的事实发现和推断；高庭判决书则陈述，为何高庭认为推事庭犯了法律和实事上的错误。
上诉庭后来同意被告的看法，认为高庭的判决引起六项法律问题（gives rise to six questions of law），而同意被告行使其最终上诉权。
所有牵涉的观点、争论、判决，连同所有被接纳的证物，以及所有证人的证词，都透过上诉庭文件，清晰地呈现在三位资深上诉庭法官面前，供他们阅读。
双方律师也势必会在来临的庭审中，向上诉庭三司呈现及强调各自的重要论点。
保障正义的司法制度设计
笔者以为追根溯源，此案之争议源于公路使用者对蚊型脚车党的不愉快经历，故而自我代入，认为沈可婷乃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此共情实属无可厚非。
可我们也需明白，司法程序必须是超越个人经历、直觉和价值判断的。
马来西亚的司法制度承于英联邦的普通法（common law），在刑事案中采取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在被告被证明有罪前，都应当被视为无罪，并且在庭审过程中，享有疑点利益（benefit of doubt）。简言之，如果一项证据可以给出两种推断，且控辩双方都无法进一步证明其中一项推断更合理，则对被告有利的推断必须被法庭所接纳。
而在诉讼辩护制度（adversarial system）底下，法院不能屈降至控辩双方的维度，不能视自身为案件调查员，也不能过度参与被告罪名成立与否的争辩。反之，其必须维持其中立的上帝视角，把控告和辩护的工作完全交给控辩双方，而法院只能基于他们所选择呈现的内容做出评断。
其原因为没有谁比当事人更有资格决定该如何呈现、展开自身的案件，及更好地为自己发声。而法院能尽的最大义务为在喧嚣之外冷眼旁观，以确保其双眼不会被是与非的凡尘所蒙蔽（not to have his vision clouded by the dust of the conflict）。
基于此诉讼辩护制度，控方有义务向法院证明被告犯罪这一举动乃是排除合理怀疑的（beyond reasonable doubt）事实，而辩方只需挑起合理怀疑就足以被无罪释放，因为法律宁可错放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人。控辩双方将在法官面前享有充分的发言机会，并透过互相对辩的方式，尝试还原真相，使真理越辩越明。
法官的裁决也并非一口独断。在一方选择上诉的情况下，法官有责任撰写判决书，解释其判决凭据，以供更高级的法庭、控辩双方，乃至公众检验。
因此法律有其严谨性及运作方式，法官们不能如吃瓜群众般仅基于直觉、喜好或立场便做出决定。
文明是理性、克制
基于以上所讨论的司法制度及其设计，笔者认为对案件的批评和讨论该是有建设性的。多少人不清楚也不过问案件的详情，便以空泛的“司法不公，天理何在”一句话抹去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何其便利。
批评应超越空洞的口号。譬如有些律师就认为沈可婷案中高庭犯下了要求沈可婷证明自身是清白的错误（法律上其只需挑起合理怀疑即可脱罪）。也有律师谴责高庭没有给与推事庭的事实发现（findings of facts）其该获得的尊重和分量。
可我们的社会常态，却是公众在普遍不了解法律原则和运作的情况下，便可铁口直断某项案件判决不公，而其依据往往只是法庭判决有违其心理预期。
笔者并非站着讲话不腰疼，抑或欲在任何一造伤口上撒盐，亦明白不能无理要求公众熟读法律。然而，笔者相信，社会不该轻易在对事物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评断其是否合理。反之，应当秉持着科学精神，先压抑心中的不满，理性求证，细辨是非。
即便此后，假设上诉庭最终逆转了高庭判决，沈可婷确实因高庭的错误而一度蒙冤，也不应被粗暴地解读成高庭愚昧或司法不公。
法庭在抽丝抽丝剥茧的过程中犯错，放眼古今中外皆非罕事。美国最高法院著名法官Robert Jackson就曾说过“我们不是因为万无一失，而处于最高法院，事实上我们存粹因身处最高法院，才看起来万无一失”。毕竟，不会犯错的，也只有独裁者了。
事实上，这恰恰凸显了成熟，且允许纠错的司法体系的重要。 显然，我们的司法体系就具备这样的特质。无论是纳吉的案件，抑或是沈可婷的案件，我们的司法体系都给予了控辩双方充分的上诉机会。
身为公众，我们应当给予司法其应有的空间去断案。文明的发展，多数时候是要求克制和反感性的。基于充沛情感无处宣泄，而对案件妄加评断的大众，本质上不过是神化自己未经推敲和验证的直觉，认为正义就握在自己手里，以己见为准。
熟悉欧洲电视剧的读者，大概不会对两名男子互相决斗的场景感到陌生吧？
在《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Tyrion Lannister就曾说过，“比武审判，通过让另外两个人将对方砍成碎片，来决定一个人在众神眼中，是有罪还是无罪”。
现代文明底下的司法制度是基于理性的。如若每个人都习惯性地把自己的个人看法作为决定一个案件结果的基准，那么我们和千百年前透过比武审判（trial by combat）来“问神”的古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更甚者，我们连神明都不问了，以为自己就是绝对正义的化身、自我神化了。
笔者希望，沈可婷蚊型脚车案能够迎来合理的结局，也希望我们的法治精神，已经超越此种狭隘思维。
本文是由律师楼Rosli Dahlan Saravana Partnership供稿，撰稿人为律师楼合伙人林雪婷（Lim Sheh Ting）、实习律师陈俊宇（Tan Ju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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