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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6 22: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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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行动党内真有“华沙派”吗？
黄凯荟 2021/1/22 9:58 am 更新: 2021/1/22 9:58 am 专访三
2013年大选后，行动党内爆发红蓝海的路线之争，随之出现的是所谓“华沙派”与“大爱派”的称号。
但行动党内真有“华沙派”吗？
行动党元老廖金华指出，其实行动党内确实有“华沙派”，也有所谓的“英沙派”。
他解释，所谓“华沙派”与“英沙派”乃是简称，意指“华文沙文主义”与“英文沙文主义”，但这只是方便的称呼，不管是“华沙派”或“英沙派”，其实都并不是民族优越至上的沙文主义者。
追溯至70年代党争
廖金华向《当今大马》说，这对称号最早可追溯到1970年代末的一场党争。
当时，在野党的槟州堡垒彭加兰哥打州席出现补选，时任秘书长林吉祥为首的党中央支持英校生张德发上阵，而不委用槟州领袖陈毓书所推荐的华校生吴林炎。
补选失利后，党内有流言指责林吉祥打击受华文教育者，进而扯出一场风暴，最后以党中央开除“四人帮”——陈毓书、萧汉钦、吴林炎与陈德泉告终。
根据廖金华，从那时候开始，党内两派开始互相标签，但待党争平息后，两派为了方便称呼也沿用了这对称号。
行动党前党员丘光耀曾把廖金华封为“华沙派开山鼻祖”。廖金华坦言，所谓“华沙派”及“英沙派”的分野确实存在，但主要只是个人的成长、教育背景，乃至关注议题的差异使然。
“英沙派主要讲司法课题，讲一些比较理论性与学理的东西。我们华沙派就谈民族平权、公平、平等的问题，谈宪法的规定，如何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
“但我们也有进步的理念！我们也支持绿色政治，环保我们也支持。华沙派也很重视科技的发展，我们没有把自己缩成一只井底蛙。”
“他们说我们华沙，是因为我们接受母语教育，他们就只套一个标签给我们。”
赞林吉祥两派桥梁
廖金华举例，虽然他是华校生且擅长中文写作，但也积极学习马来语及英文，且尊重社会多元与跨族友好。
“我读孔子、孟子，但我也读圣经呢”，他笑称如今已信奉天主教，实在很难是个所谓的“华文沙文主义者”。
“我如果是华沙，我会成为天主教教徒吗？我信天主教，你却标签我华沙。我去教堂也是说英语，别人会相信我华沙吗？”
廖金华认为，党内的“英沙”和“华沙”分野并无助团结，幸好林吉祥过去能够充当两派的沟通桥梁。
不过他也坦言，所谓的“英沙”和“华沙”分野如今已不存在。
“现在新一代没有了！哪里还有华沙？你跟我说谁是华沙？”
廖金华出生于1938年，1966年参加行动党，曾中选为三届州议员与三届国会议员。在党内，他曾出任全国宣传秘书、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一度是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的亲密战友。
不过，1998年行动党大风暴爆发，廖金华与时任秘书长的林吉祥闹翻，最终在同年党选失利后退党。
丘：领导多是英沙
廖金华在约4年后的2002年7月重投行动党，但已淡出政坛，直至这次的行动党党选才复出竞选中委。
他原定1月17日推介个人回忆录《政海浮沉卅十载》与双语诗集《长在石墙上的榕树》，但因为2019冠病疫情与限行令，新书推介礼被迫展延。
根据丘光耀（见下图）为廖金华回忆录所写的序言，行动党内部成员背景不同，自创党以来即有受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的支持者。
丘光耀在序言中写道，英文教育源流主要是自由派（多为律师和医生）及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而华文教育源流的人，则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的领袖，在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的领袖，则以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
丘光耀指出，行动党以英语来思考的“英沙”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或精英份子居多，社经地位较高，但对于基层党员和华社较为疏离。
他也写道，虽然华沙在基层党员或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但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仍是以英沙派为主流。
从华英沙到红蓝海
在“华沙”及“英沙”分野下，行动党近年势力大涨后，也产生出不同的选举策略方向，进而爆出所谓“红蓝海”的路线之争。
2013年全国大选，行动党虽成功横扫华裔为主的选区，但仍无缘在民联旗帜下入主布城。行动党部分人士主张，行动党只靠华裔基本盘不足，因此应更加开放并强攻马来票，即走向所谓的“蓝海”争取马来支持。
所谓“红海”则是指行动党的华裔基本盘，这一派人士则认为，行动党在追求马来选票时，不应抛弃党的原则与核心价值，例如捍卫世俗原则、捍卫华文教育以及民族平权等，以确保巩固基本盘。
2014年安顺补选中，行动党派出马来裔新秀候选人黛安娜，试图突破“华裔政党”形象。跟前文所述的1970年代彭加兰哥打补选一样，行动党在安顺补选落败之后，内部分歧即浮上台面。
当时，丘光耀与行动党政教主任刘镇东等人更因而展开“红蓝海之辩”。
不应放弃华裔铁票
询及对于红海及蓝海策略的看法，廖金华坚信，行动党应坚持原则并巩固既有的华裔基本盘，不应将华裔的高支持率视为理所当然。
他感叹，希盟执政时期，行动党已乖离过去的斗争原则，在爪夷字教学风波、承认统考、拉曼大学学院拨款课题都处理失当，令华社失望。
他认为，若行动党不积极维护斗争原则，丢失了过往的华裔基本盘，可能影响整个政党的政治生存。
他也认为，行动党若抱着投机心态捞取巫裔支持，最后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听有人说要放弃华裔的铁票，去（马来选民的）蓝海捞取30%的支持，问题是你能做得到吗？你以为华人社会永远支持你吗？你现在背叛华社，没有遵守诺言，我下次会支持你吗？”
“马华就是过来人，以前华社就是都是支持马华的。因为他们给人希望，让人有一种寄托。行动党既然无法再成为寄托和希望，我干嘛还要支持你？当你失去了50%的华人票，你怎么生存？”
他也强调，即便是前首相马哈迪领导土著团结党之时，也难以在选举中争取超过20%的马来支持率，行动党应审慎评估所谓的“蓝海”策略。
从报人变行动党媒体顾问——旺哈米迪的故事
刘伟鸿 2019/7/31 8:55 am 更新: 2019/8/2 5:51 pm 早上11点18分更新
吉隆坡半山芭巴刹每天一大早车水马龙，市井小贩的叫卖吵杂声此起彼落。巴刹一侧，有座翻新的酒店大楼，正是行动党全国总部所在的位址。
建筑右侧三楼，是行动党重要幕僚的办公地点，也是中委会定期开会之处。现年78岁的资深领袖林吉祥也经常窝在这里写文告。
林吉祥办公室隔壁，就是党总部媒体顾问旺哈米迪（Wan Hamidi Hamid）的办公室。
旺哈米迪现年54岁，2004年加入行动党，2009年成为党工至今。期间，他辗转出掌党喉舌《火箭报》、党校民主学校（Sekolah Demokrasi）和亲行动党智库义腾研究中心（REFSA）。在行动党活动上，经常可见他的踪影。
去年，随着祖基菲里沙烈约满退休，一度盛传旺哈米迪将会填补《马新社》执行长的空缺。不过，出现一些反对杂音后，他最终也跟这个位置擦肩而过。
他曾是资深媒体从业员，从巫文媒体《每日新闻》，过档到英文媒体《星报》，也曾在《太阳报》、《新海峡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及网媒《马来西亚内幕者》（The Malaysian Insider）等服务。
在那个媒体受到严管的年代，旺哈米迪的正业是每天报道亲国阵新闻，下班后却游走于工会、社运组织之间。甚至，他在机缘巧遇下，协助筹创社会主义党，就连社党的拳头党徽也跟他有些渊源。
阅读反殖左派著作
旺哈米迪出生于槟岛双溪牛汝莪（Sungai Gelugor），自小生性内向，不擅长与同龄青年打交道。
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他接触世界的管道。中小学时期，他就通过年龄相近的叔叔阿姨的中学课本，接触到左派思想。
“我从小就喜爱阅读故事书。一些叔叔阿姨只是比我年长一点……他们是文科生，还留着文学作品。”
“我对他们的大马教育文凭（SPM）和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课本有兴趣。”
旺哈米迪口中所指的课本，是指当时教育部将左翼作家经典作品，作为中学的马来文学课本。这些作品包括印尼反殖作家普拉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游击队家族》（Keluarga Gerilya，1950）、马来西亚左派作家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散骨》（Tulang-Tulang Berserakan，1973）和诗集。
《游击队家族》阐述一个雅加达家族投入反荷兰殖民者运动所受的苦难；而《散骨》则是乌斯曼阿旺担任警察的自传，叙述与马共、英国殖民政府打交道的经历。
他还提到，中三那一年，从学校图书馆借阅论及197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的《夕日石像》（Arca Berdiri Senja）。
这些著作面世时，正是左派运动、劳工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在马印两国风起云涌之际。为了遏制左翼势力，政府祭出政治和军事镇压，将左翼政党妖魔化，并与共产党挂钩。
此外，教育部为了遏制左派思想散播，还以作品深奥为由，把旺哈米迪从小爱看的左翼作品，从课本名单中剔除。
旺哈米迪感叹，“你想象一下，印尼《游击队家族》曾是大马教科书，攸关印尼人反抗荷兰殖民争取独立的故事。现在教科书没采纳这些作品了。”
当时他虽然只是小学生，但已能看懂这些作品，所以质疑教育部的理由。
懵懂少年爱上庞克
除了左派文学作品，旺哈米迪从小迷恋庞克（Punk）音乐，同样塑造其世界观。
庞克音乐在1970年代英美澳崛起，是一种推崇个人自由，反主流与反建制的摇滚乐分支。庞克不只是音乐，也被视为一种生活或生命态度，旨在反抗主流社会的价值。
有次，中学的旺哈米迪到邻居家中时，偶然接触到庞克和摇滚。
“我父亲是初级公务员，住在政府宿舍，不错的宿舍。我可能有点呆板，国小时不多朋友……中学时代到邻居家中发现音乐。
“我发觉自己虽然懵懵懂懂，却喜爱吵闹的摇滚。”
这时，旺哈米迪通过黑胶唱片，认识英美摇滚歌手，包括披头四、猫王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歌手比尔哈利（Bill Haley）及查克贝里（Chuck Berry）。
他的歌单也涵盖受到英美摇滚启发的马来西亚本土摇滚音乐——Pop Yeh Yeh。在槟岛邻里的婚礼中，甘榜DJ也经常会播放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Free乐团和皇后乐队（Queen）等乐团的音乐。
至于在槟城海峡另一端，北海澳洲空军基地电台传来另类庞克和新浪潮（New Wave）音乐，也为旺哈米迪所着迷。
去年，他才出版一本《庞克：重新检视》（Punk: Satu Penilaian Semula），叙述他与庞克那段解不开的情缘。
没想过当记者
中五毕业那一年，旺哈米迪由于成绩欠佳，只好北上玻璃市亚娄，到玛拉工艺学院（Institute Teknologi Mara）就读商业文凭。
尽管这所学院只限土著就读，但教员种族背景多元，旺哈米迪还曾修了基本中文课程。不过，他笑言自己从来没认真上课。而且比起学习中文，他更有兴趣了解少林功夫。
毕业后，正逢1987年全球经济萧条。他在1年半内寄出百余份求职信，却无人问津，加入失业大军。他迫于无奈下，只好改拿大马教育文凭（SPM），尝试在槟岛峇六拜工业区，找一份工厂操作员的工作，结果还被雇主嫌弃资历太高。
他南下吉隆坡找工，始终一无所获，只能跟中学同窗不时在中央艺术坊溜达，聆听诗人朗诗。有次，还碰上陆军士兵阿当（Private Adam）在秋杰路街头开枪扫射，流弹击毙一人，跟死神擦身而过。当时，吉隆坡市区草木皆兵，所有人提早下班回家，他们却准备到市区去。
他跟朋友嘲笑路人怎么也都放假之际，“巴士还经过一个火势转小的油站，消拯员正在灭火，我们也不懂。过后知道详情才吓了一跳，这是我干下众多蠢事之一。”
觅职失败后，他再度返乡，旺哈米迪的叔叔递来一张剪报，上面印着：“《新海峡时报》集团征召记者入门训练课程（Pre-Entry Training Scheme，简称PETS）。”
他对新闻业毫无了解，但叔叔认为他爱书写，就鼓励他申请看看。起初，他也抱着玩玩心态，就连应征时写题为“何以要成为记者”的文章时，也直接写“被叫到就来咯”，丝毫没认真看待。
没想到，他却成为了当年获录取的30名学员之一，在《新海峡时报》报社总部上了4个月的课程。事后，他才得知，报社内部当时分为两大阵营，一派认为记者是天赋的才能，另一派则认为，记者可受训培养。结果，训练派胜出，促成PETS课程的开办。
天赋派vs训练派
“PETS”在英文意指宠物，因此这批菜鸟学员,也被另一派戏称为“报馆宠物”。上课期间，他享受写作之余，还能让他将过去受左翼思维启发的社会关怀，化为纸上的记录。
“这个课程不只是玩玩，对社会有贡献……多少可以撰写工会等，包括政府拆迁贫民窟。”
旺哈米迪忆述，当年这些“宠物”学员，如今都是新闻界的“大腕”。他们包括《透视大马》总编辑嘉哈巴（Jahabar Saddiq）、英文财经报刊《马来西亚储备报》主编三苏阿克玛（Shamsul Akmal）及国际新闻编辑哈巴占星（Habhajan Singh）和曾在首要媒体任职的旺沙巴丽雅（Wan Sabariah Sheikh Ali）等。
迄今，他一直对当时的上司，即时任《每日新闻》编辑纳斯拉曼（Nash Rahman）心怀感激。
根据旺哈米迪，纳斯极力栽培菜鸟记者，也培养了旺哈米迪对新闻业的兴趣，之后一干就是数十年。
“纳斯拉曼原则很简单。你一大早如果没有采访工作，你就向主编建议要做什么。”
“如果你没建议，他就会给你不三不四的稿件，让你‘受苦’。”
为了避免做“不三不四”的稿件，他只好努力提出建议。有次，他鼓起勇气大胆建议，要访问时任旅游部长沙巴鲁丁仄（Sabbaruddin Chik），谈谈吉隆坡首个现代马来餐馆，没想到纳斯拉曼一口答应。
于是，这就成了这个菜鸟记者的第一篇封面故事。
后来，纳斯拉曼也转任《当今大马》马来版主编，如今已退休。
非马哈迪或安华派
离开《每日新闻》后，旺哈米迪决定转战不擅长的英文书写，进入《星报》任职。
他一开始并不适应《星报》英语环境，并为此自卑，直至编辑要他审批资浅记者的稿件时，却发现自己能力并不差。
“尽管我对英文能力没信心，但我已是资深记者，编辑台信任我，审资浅记者的稿件。”
“这些资浅记者平时讲起英语口沫横飞，但我看他们的稿件时，就发现英文不行。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很好地编辑。其实我的英文也不差。”
两年后，旺哈米迪跳槽至新创刊的英文报《太阳报》，出任政治编辑。1996年砂州大选，旺哈米迪为首的团队报道出色，《星报》高层召唤他回巢普通新闻组。
1998年，时任首相马哈迪开除副手安华，触发烈火莫熄运动，街头示威每日上演。
旺哈米迪说，当时《星报》内部也闹分歧。普通新闻组被视为是亲马哈迪阵营的建制派，而《星报》副刊组则被视为亲安华阵营。
“那些副刊组认为我们是国阵走狗，我们则认为副刊组是亲安华的蓬松组织，搞不懂任何现实世界。”
他和时任《星报》副刊组记者邱武英（Eddin Khoo）一来一往地讨论烈火莫熄时，两人才发现他们都不属于这两个阵营，对马哈迪和安华都有所批判。
邱武英是已故历史学家邱家金儿子。旺哈米迪说，“从此之后，我们成为密友至今。”
间接催生拳头党徽
1998年，左派力量决定成立新政党——社会主义党，准备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旺哈米迪还参与他们的创党会议，并间接催生社会主义党的“拳头”党徽。
“我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拳头获得灵感，但我不懂设计绘图，就要求一名朋友帮忙。”
“他从事艺术设计，手绘拳头。我向大家展示这个党徽，大家都喜欢。”
可是，旺哈米迪后来却觉得，拳头党徽的形象过于激进，一度建议改用其他党徽，“我尝试要软化，但他们都说不要不要换了。”
最终，他认为社会主义党路线过于激进而退出。当时，适逢美国911恐袭，令他重新反省左派思想的局限。
”左派好像不理会宗教政治和右派崛起。一直以来，我都阅读左派进步作品，从未阅读右翼作品，连阿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都没读过。”
“我决定读这本书。虽然我知道有人会指责右派，但这只是谈自由市场。”
随后，旺哈米迪转投新加坡《海峡时报》，曾经还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过活，甚至脱离媒体圈，投入澳洲最高专员署工作数年。
不过，他最终还是不敌大马媒体圈的召唤。2006年返回前东家《新海峡时报》工作，期间还加入行动党。
2004年大选，时任首相阿都拉负责领军的国阵近乎完胜，延续“国阵不败”的神话。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和时任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失守自身国会选区，而公正党仅保住唯一的峇东埔国席，在野党的前景黯然。
即便如此，旺哈米迪始终选择站在弱势的一方，继续徘徊在新闻专业和政党之间——正业是媒体人，副业是在野党的扶手。
“我的生活原则是，不会支持胜方。2004年大选，行动党选战成绩最糟糕，不是吗？我就参与……”
“其实，我在行动党不活跃。2006到2007年，我每晚都参与行动党活动，但没有直接参与，只是给予劝告而已。”
赋予闲职遭半冷藏
由于《新海峡时报》高层知悉旺哈米迪的“背景”，于是只是给他当个晚班编辑的闲职，“犹如处于半冷藏”。
2008年大选脚步声渐近，朝野政党开始积极竞选。有天，一名高层突然参与日常编务会议，点名要旺哈米迪重出江湖，率队报道选前新闻。
旺哈米迪趁获解放之际，还向下属“假传”高层指令，声称上司要摒弃过去只报道亲国阵新闻的路线，改为持平报道的方式，冀望能在主流媒体中，为在野党打开一些缝隙。
“我冒称获得绿灯放行，可以公平报道。如果你做政治新闻，确保你访问国阵后，也要访问在野党，要50对50才看起来公正。”
他甚至鼓励属下撰写在野党为主的新闻，也抛弃媒体过去一贯的做法——找大学教授写评论新闻，改为直接访问当时的在野党新秀刘镇东、阿米鲁丁等，聆听年轻政治领袖的声音。
巫统察觉民意风向不利他们，进而要求收紧报道空间，其中一名高层也出面要求旺哈米迪不要回槟城报道，反而应当前往玻璃市。
虽然旺哈米迪坚决留守槟城，但投票两三天前，媒体高层来电，以总社人手不足为由，要求他返回吉隆坡总社。他即时万般不愿意，也只好作罢。
“基本上，他们不要我在槟城。当时我已知道，国阵会在2008年败选……虽然如此，我只是写一篇专文，预测国阵将失去三分二州席，这样的报道也没法过关。”
308大选为大马政治分水岭，国阵首次失去联邦三分二多数议席，还丢掉槟雪霹吉丹政权，出现两线制雏形。
旺哈米迪向集团总编辑建议，开放报道空间，但总编辑有心无力，认为掌控《新海峡时报》的巫统不会同意。
他有志难伸下，选择离开报界，随后加入网络媒体《马来西亚内幕者》。但是，由于身体欠佳，最终从2009年开始在行动党总部工作迄今。
他先后在行动党宣传秘书潘俭伟和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下，出任《火箭报》主编，然后到刘镇东创办的亲行动党智库——义腾研究中心任职，负责出版等事务。
视社民主义为导航
旺哈米迪开玩笑地说，尽管有些厌倦，仍不得不再度参与编务活动。
“最后我还是要做不想做的工作，但刘镇东愿景更大。他说不要想到《火箭报》只是供华人阅读，也要尝试推动《火箭报》不只代表行动党声音，即代表马来西亚人民的心声。”
同时，他也创办民主学校，放眼争取马来青年的支持，打破行动党只是非马来人的首选政党。
尽管行动党在马来社群遭到妖魔化，不过，他认为，行动党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吸引他加入的主因。
“我选择行动党，因为它走社会民主主义路线。混合经济比极端市场和中央计划来得好。”
“若有人认为，行动党只是种族工具，麻烦照镜重新省思。只要困在种族框架，一切问题都难解决。”
“我没说，拒绝种族问题就可解决一切，但必须打破隔阂。”
“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中间路线……虽然有人说思想不重要，重要是务实。”
“不过，我不同意，因为我们必须有基本价值，以便执政后不会恋权等。”
对于旺哈米迪来说，社会民主主义犹如行动党的导航系统，引导它执政联邦后的政策方针，以便不迷失在权力角力中。
涉违令结伴海边野餐，行动党州议员道歉愿受查
2020/11/9 11:09 pm 更新: 2020/11/9 11:20 pm
彭亨行动党吉打里（Ketari）州议员西芙拉涉违反条限令，结伴到雪邦海边野餐而遭网民抨击，今晚通过推特道歉。
西芙拉（Young Syefura）在推特表示，若她的行为违反任何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她愿接受当局调查。
不过，她也澄清自己虽然是彭亨州议员，但其实她是居住在雪州。
“如果我的行为违反任何的2019冠病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我为此道歉。”
“我并未利用任何作为一名州议员的特权在雪州移动，而我是居住在雪州。”
“若我的行为违反任何标准作业程序，我愿接受当局调查。”
Saya memohon maaf jika tindakan saya melanggar sebarang SOP Covid-19. Saya x menggunakan sebarang kelebihan sbg seorg wakil rakyat utk bergerak di dlm Selangor, negeri saya bermastautin. Saya rela disiasat oleh pihak berkuasa jika tindakan sy melanggar sebarang SOP Covid-19. Tq.
— YS (@youngsyefura) November 9, 2020
照片已移除
据了解，该照片是在昨天拍摄，但今天才上载到社交媒体Instagram。
而照片显示西芙拉与数人在海边野餐，照片中的5人均未戴口罩，打卡地点则是在雪邦黄金海岸阿瓦尼度假酒店（Avani Sepang Goldcoast Resort）。
虽然西芙拉后来移除了照片，但还有有网友已截图，并抨击她的行为。
一些网民也截图她在8月22日，回应原产业部长凯鲁丁违反隔离令而道歉一事，而西芙拉当时要求凯鲁丁“辞职啦！”。
雪州是自10月14日开始落实条限令，并二度延长至12月6日.在落实条限令期间，民众禁止跨县，若需要跨县工作者则须出示雇主信函及工作准证。
而且根据国家安全理事会规定，旅游活动包括了野餐，在这段期间都属禁止的活动。
诗华日报
火箭争马来票不能再“外包”
2021年2月6日
（吉隆坡6日讯）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称，民主行动党在第15届大选，必须直接吸引马来选民的支持，而不能再把这项任务“外包”给其他政党。
刘镇东对《马来邮报》指出，预计在紧急状态解除后不久，今年下半年可能举行第15次大选，行动党一直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封锁的时间来调整策略，以扩大选民基础。
他说，自2018年大选以来，行动党学到一件事，就是大马选民无论种族，都对种族政治“没胃口”。
他说，联盟政党中为满足公共利益，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或所谓的“外包”，将不再适用。
“很难说，由一个政党来代表某个族群，就像行动党不能说只代表非马来人一样，因为我们的选民是多元化的。”
他称，行动党必须与马来群众对话，行动党可能依靠希盟内的，马来穆斯林政党议席选民，但是在下一次选举，可能行不通。
刘镇东认为，如果行动党继续依靠非马来人的支持，在来届大选中只能赢得20至25个国会议席，没有办法保证可以赢得更多议席，甚至在被视为堡垒的选区，也可能无法胜出。
“除此之外，为了守住行动党本身席位，行动党也必须赢得30%至40%的马来选民支持。”
刘镇东说，在2018年大选很少人讨论非马来选民的转变，实际上与政治评论和马来媒体论述相反，并不是所有华人选民是行动党或希盟的支持者。
“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无党派，只有在投票前几天才决定支持希盟。实际上，在许多这样的席位中，非马来摇摆人选民，只有在看到其他人准备改变时，才会投票支持反对党。”
刘镇东支持，随著现代化发展，小城镇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今天的选民已经成为多元族群，这又导致选民心态发生转变。今天的华人选民不会受传统社区的定型观念影响，而是根据更务实的考虑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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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佬
发表于 2018-7-22 13: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