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佬穿BERSIH黄衣的评论

大佬

当今大马

马哈迪建议，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

发表于 2018年6月21日19:09  |  更新于 2018年6月21日19:12

降低投票年龄向来是民间的选举改革诉求之一。如今首相马哈迪建议把法定投票年龄从现有的21岁，调低至18岁。

《马来邮报》报道，马哈迪表示，政府相信人民如今受良好教育，可做审慎判断。

“这是值得考虑……我们遵循其他国家的作法。”

马哈迪指出，此建议也是考量到青年对公共政策的回应，因而令人关注投票的重要。

他认为，大选后政权和平转交，彰显了“人民的力量”，而这也是马来西亚模式。

年轻选民踊跃投票

马哈迪也认为，此届大选出来投票的年轻人数量很多，让国阵政府措手不及。

他也感谢年轻人和那些推动“回家投票运动”的人。

根据报道，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澳洲、泰国和印尼已接纳18岁为法定投票年龄。

而大马目前的法定投票年龄是21岁，而且公民达到21岁后，还需要通过注册程序才能成为选民。

2016年净选盟5.0集会的其中一项选举改革诉求，就是“降低选民的投票年龄”。



检署不再代表选委会打选举诉讼

发表于 2018年6月22日19:09  |  更新于 2018年6月22日19:13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作为政府法律顾问的总检察署从今开始，不会再代表选委会打选举官司，后者需自行聘请律师。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今天发文告说，作为选举的中立仲裁者，选委会不该由总检察署的官员代表打官司。

“因为，这可能引发利益冲突，而且要顾及公正必须看得见（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的观感。”

“所以，从今起，本署不会在选举诉讼中代表任何一方，选委会必须从大马律师公会中挑选律师，代表他们上庭打官司。”

需中立和具公信力

汤米汤姆斯指出，总检察署的主要任务是担任行政机关的法律顾问，并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代表政府上庭。

“而独立时成立的选委会，则应该是一个透明和公正举行选举的机构。在各党相互竞争，以赢取最长5年的执政权之中，选委会总被寄望成为中立的一方。”

他接着解释，根据大马的法律制度，临时选举法庭将聆审和裁决，任何针对选委会和其官员执行选举期间引起的争议，而入禀的选举诉讼。

“由于政府通常是选举诉讼的当事人，无论是涉及其国会议员、州议会或者落败者，所以由总检察署来代表选委会有点不妥。”

“联邦宪法已清楚阐明，选委会主席必须具有公信力，选委会本身亦然。”



选委会新掌舵须有公信力，净选盟列出三大条件

发表于 2018年6月21日17:27  |  更新于 2018年6月21日17:31

随着选委会主席莫哈末哈欣将于7月1日退休，净选盟呼吁，希盟政府在遴选新主席时，需以公信力三大要素为遴选标准。

这三个条件是：有诚信、公正独立，及具备选举法律和选举制度的知识、经验和专长。

净选盟督导委员会今天发文告指出，联邦宪法第114(2)条文阐明，“具公信力”是委任选委会成员的要求之一。

“然而，为了维护所谓‘具公信力’的标准，它不该只流于表面，而必须进一步地定义和阐述。”

针对此，净选盟督认为，所谓“具公信力”必须涵盖3项资格，即：具备良好诚信记录、具备公正并独立于政府和政党政治的记录、具备有关选举法律和选举制度的知识、经验和专长。

借此评估是否守诺

净选盟认为，以上3个标准对于确保选委会新主席具独立性、公信力及有能力，展开选举改革至关重要。

“若选委会委员出现空缺，这些标准也该应用于遴选新任委员。”

净选盟提醒，希盟曾在竞选宣言的第17项承诺中保证，落实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恢复人民对选举的信任。

因此，政府是否根据以上标准委任新选委会主席，将成为民众评估希盟是否兑现承诺的关键指标之一。

不要重犯国阵错误

净选盟指出，现任主席莫哈末哈欣于1990年至1999年担任巫统宣传主任安努亚慕沙的私人助理，接着于2014年受委为选委会副主席，并于2016年1月晋升为主席。

“显然，该委任与上述标准完全矛盾，削弱公众对选举的信心，也破坏了民主。”

“希盟政府不应重复国阵政府的错误，必须表明它与国阵不同。”

继总检察长、财政部秘书长、国行总裁、社团注册局总监、联邦法院大法官等易人后，选委会主席莫哈末哈欣的任期也提前结束。选委会上周发文告透露，莫哈末哈欣的服务任期缩短，将在7月1日结束。



净选盟促选委会总辞，另委NGO代表接掌

发表于 2018年6月14日15:55  |  更新于 2018年6月14日16:01

选委会主席莫哈末哈欣的服务任期缩短至7月1日结束后，净选盟认为，余下的6名选委会委员也应立即辞职。

净选盟发文告指控，选委会6名委员过去并没尽责，没有监督、捍卫和落实民主赋予的投票权，更无法确保干净、自由和公平选举。

净选盟欢迎莫哈末哈欣辞职。不过，净选盟认为，在第14届大选落幕后已有声音要求撤换莫哈末哈欣，但后者迟至现今才辞职。

促成立皇委会调查

净选盟也要求政府成立皇委会，以彻查第14届大选的舞弊事件。

“由于哈欣并非基于选委会无能、缺乏诚信而被革职，而选委会依然保留6名委员，所以我们要求成立一个皇委会，以研究第14届大选期间发生的选举舞弊案。”

净选盟也要求皇委会调查选委会委员，包括他们的角色。

“皇委会必须在成立后的6个月内完成工作。”

可考虑委社运分子

另外，净选盟也建议，政府应考虑非政府组织成员或民众，出任新选委会主席。

净选盟表示，随着莫哈末哈欣辞职，希盟政府有机会委任有高度诚信的人选，以落实选举改革。

“我们呼吁首相开放及透明，以寻找更好的候选人，包括应考虑来自公民社会人选及民众。”

净选盟也呼吁政府，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由政府、法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以遴选和评估选委会委员。

“应召开公共听证会以遴选入围候选人（出任选委会委员），包括让民众阅读候选人的履历表。”

“委员会将把候选人提呈给国会通过，之后会再呈给国家元首通过，并委任。”

选委会昨日宣布，选委会主席莫哈末哈欣的服务任期将缩短，于7月1日结束，而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已御准此事。

大佬

诗华日报

【独家】18岁者拥投票权 年轻人褒贬不一

2018年6月22日


张宜璟。黄泳琪。

亚庇22日讯｜「赋予满18岁者拥有投票权并不是明智的举动，若拥有投票权，也只会盲目的跟风。」

首相敦马建议把法定投票年龄从现有的21岁，调低至18岁，引起两极化的反应。

今年18岁，在金宝拉曼大学学院就读会计的张宜璟表示，她并不赞同18岁可投标。

她指出，18岁才刚中学毕业，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年龄对政治不是很了解，就好比现在她若拥有投票权，也只会盲目的跟风。

她补充，当毕业出到社会打工了或上班了，真正的接触到社会，才会慢慢了解政治，即是国家的什么政策会影响到人民，而目前的她不是很理解这层面的事务。

宜璟说：「许多同龄的朋友不了解，也不关心；因为18岁还在吃家里的用家里的 ，对于国家经济都一知半解，最多只是听大人提及，并不能自己做判断。」

为此，她并不赞同18岁拥有投标权，毕竟这是国家大事。

更关心国家政治

另外，去年考获大马高等教育文凭的黄泳琪（20岁）认为，18岁可以成为选民，因为18岁距离踏入社会已经不遥远，应该让我们开始为自己与国家未来的决定 。

她说：「如果让18岁年龄层的人成为选民的话，可以让他们更关心国家政治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责任让未来的国家变得更好。」

她补充，为此，平时就会去多加留意国家政治情况，而不是抱着一颗「国家的事不管我的事」的心态。

打工族杰希李认为，18岁在马来西亚已是成年人，早已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权利作出明智的选择，若调低投票年龄是好事。

她说：「现在社会已经不一样了，现今的学生已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且相信他们做出明智的判断。」

她指出，不少年轻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动态与政治发展，特别是在第14届大选中，不少年轻人都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

她补充说，身边友人有意想投票，但碍于投票年龄不足。

忧心智未成熟

另一方面，一名生意女强人吕欣颐表示，即便在我国成年的年龄是18岁，但不是每位18岁的青年都对投票有这方面的意识。

她认为18岁的年轻人仍处于深造阶段，而且年轻人是在踏出中学后才开始接触时事与政治，因此心智还未成熟。

她说：「我觉得18至21岁的年轻人，无论是心智还是对政治了解度都还没有准备好。」

她指出，相关当局必须在学生时期灌输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识，让他们了解投票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跟风，不考虑后果。

若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她只希望年轻投票者不要盲目地跟风，因为这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帮助的。



当今大马

修宪降低投票年龄非首要议题

发表于 2018年6月27日12:17  |  更新于 2018年6月27日12:25

在国阵过去的治理下，国家三权分界不清，首相权力过度膨胀，导致国内政治秩序的不正常发展。在野党逾半世纪的抗争，不仅了解整个政治环境的缺憾，不少政治领袖也遭遇过不公的对待。然而，希盟执政后，首个修宪建议，竟是将投票年龄降低，着实令人遗憾。

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同时也是一份社会契约，决定了宪法以下所有法律的一致性（任何与宪法抵触的法律将被视为无效——宪法第4条）。因此，宪法也应该被视为国家价值的标准，这也是为何修宪需要高门槛的条件。

联邦宪法119（1）（a）和（c）条文阐释，任何大马公民满21岁，并在法律下注册方才能成为选民。这意味着若要修改投票年龄与自动成为选民，都必须通过修宪途径。而宪法159（3）条文阐明，希盟政府需要得到议会三分二支持门槛才能通过修宪，意即148席。如今，希盟尚未掌握三分二议席优势，因此它必须与在野阵营展开谈判与协商，同时争取民间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共识，才能通过有关的修宪。

更重要的是，若修改投票年龄是一种增加国民参与度，或提高公民意识的行为，我认为这是杀鸡用牛刀的做法。我认为，修宪应该是国家完成转型正义后，才进一步采取的最终手段，如今却本末倒置。

重建制衡首相权力机制

在国阵时代，修宪屡见不鲜，现今的联邦宪法至少被修改高达700次（注2）。例如，联邦宪法38（4）条阐明，在没有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批准下，不能通过任何直接影响统治者的特权、地位、荣誉或尊严的法案。不过，时任首相马哈迪仍然在此前提下，通过宪法第66（4a）法案，即国家元首没有在规定的30天期限内，御准某项法案，该法案也将自动生效。换句话说，马哈迪在宪法的灰色地带钻了漏洞，成功削弱了王权。

后来，马哈迪（注3）曾经针对修宪第66（4a）条文而道歉，间接地承认前朝政府的极权结构，使首相可以操控司法系统，免除自己遭到制衡和调查。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何种族、宗教、教育、社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不断在马来西亚上演；追根究底，是国家最高法律—联邦宪法上出现根本的不平等。正因如此，希盟执政后，首项修宪建议，为何不是检讨如何制衡首相权力的法案或宪法条文，关注如何修宪让各族人民趋于平等的议题呢？

其实，后任议员应关注于制衡当权力量，分散极权政府的权力，避免滥权再次出现。可是，希盟在当政后却只是寻求修宪降低投票年龄，而忽视了制衡首相权力及改变现有不公的问题，岂不让新政府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政治局面？

正视转型正义课题

经过多年的挞伐，希盟执政后，首先提呈的修宪案应该是修改宪法第121（1）条文，让司法权从国会赋予中独立。惟有让司法系统正常运作，审理前朝政府的种种弊端，希盟政府才能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进一步定义往后的政府行为规范。历史上注明的纽伦堡审判便是最好的转型正义借镜，而其中必然涉及行政、刑法、历史、赔偿、宪法上定义的行为规范。

默玛里事件、五一三事件、茅草行动等不公义事件，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空白处，都需要独立的司法单位为此作出裁判，一一定谳并还原经梳理后，清楚的摘录在国内历史中，留作后世审判。其中，包括扣留所千名亡魂，若警员违法须加以惩治，政府亦必须为前朝的失政道歉并作出赔偿，以此与前朝政府切断关系。

此外，进一步实践宪法第10条赋予的言论自由价值，恢复言论自由空间，检讨与废除钳制舆论自由的相关条文，包括限制媒体自由的煽动法令（违背宪法第10条应废除）、内安法、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等。检讨与修改这些法令与修宪的过程一样，唯独通过的门槛却仅需国会简单多数，在国会经表决三读即可通过。

历史上不少国家政府难逃媒体检验，包括美国水门事件、白水案、韩国闺蜜干政以及一马案等。媒体与舆论空间是制衡与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媒体也被世界公认为三权外的第四权。民众需要客观的资讯，才能产独立正确的判断力，这也是为何国阵当年会不顾持续三个月罢工抗议行动，仍执意收购《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注5），及掌控各家媒体的控制权，以控制民众想法。

前在野党领袖旺阿兹莎便曾试图两次以技术方式，尝试在国会提呈不信任动议，最后以失败告终（议会常规没有不信任动议条例）。因此，在参照宪法第43（4）条文（首相不获得国会超过半数支持，他必须辞职）的支持下，应在议会常规中增加不信任动议条例，而该动议在首相滥权时即可进行议会弹劾，无需修宪便可制衡政府。除此之外，许多不公义的法令，其实只需在国会获得简单大多数议席支持下，就可以通过修改乃至于废除，包括国安法。
不同的情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举止，斯坦福监狱实验（注6）可以印证。要确保一个政府最终不被路西法化，它不可能仅仅通过行政命令去解决，而必须通过审判定罪，确确实实地立下法律明文禁止。如此一来，才能真正构建马来西亚政治新秩序，从而为往后的政治斗争作出实质规范，让国家朝正常化发展。

不应急于扩大支持层

国阵执政时期发生各种不公行为已罄竹难书，如今政权落入希盟手中，已成为新政府无法规避的烫手山芋。若然此时降低投票年龄，在现阶段扩大政治支持层显得避重就轻，其中还不免存在相当的顾虑。

马来西亚是一个公民意识不清晰的国家（国阵政府亦不愿民众了解更多），与他国不同，许多国家把公民意识教育纳入课纲。在缺乏相关知识的前提下，青年之间通过相互谩骂与诋毁的方式，支持各自属意政党是一项危险的举动（在未踏入社会的热血青年，大部分极易受到影响而行为过激），尤其是一个经历过黑暗五月（513事件）的国度。

或许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及扩大社会资讯流通，让新一代人掌握更多正确资讯及教育，比急于扩大支持层来得更实在吧？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为什么不为将来30年努力，而急于寻求下一个5年的大选呢？言归正传，国内达投票年龄但未登记为选民者，占了国家总人数的10%，将近总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达360万人。简而言之，国内成年人群中公民意识并不普及。那些考虑下调投票年龄的国家，诸如：韩国、加拿大、台湾等地，都是公民意识极高的国家。我认为，马来西亚应在行政与政策面上，提升一般民众的公民意识，至于修宪建议则应先关注国家正义的问题，才考虑减低投票年龄吧？



只因那些“没道理的事”：访净选盟新推手叶瑞生

发表于 2018年7月5日11:04  |  更新于 2018年7月5日12:18

第14届大选前夕，玛丽亚陈决定转战政坛，留下净选盟主席的空缺，就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叶瑞生出任执行总监，成为这个组织的新推事。他自我调侃是“被别人逼上台”，但因为认定公平和干净的选举攸关重要，于是扛起了这份苦差。

叶瑞生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坦言，当初自己也不相信会改朝换代，可是，谁也没想过，高喊的口号竟会成真，屹立不倒的国阵政权，突然说倒就倒。走过逾20年人权斗争路的叶瑞生，与大伙儿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受访当天，我们相约在净选盟办公室。它隐身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MBPJ）大厦的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商业区，不少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也在此落脚。除了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部、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八打灵市食物银行之外，位于净选盟办公室正斜对面的是人民之声（SUARAM）办公室。那是叶瑞生之前工作前后近10年的重要基地。

人民之声、净选盟以及曼谷的亚洲人权与发展（Forum Asia），大概是外界经常会把它们跟叶瑞生联想在一起的组织名字。那是他2000年以降，主要投身的数个公民组织。实际上，他在1990年代，曾经积极参与华团组织，算是他大学毕业后，参与公民组织运动的起点。

现年52岁的叶瑞生说话总是不急不徐，听他娓娓细述过去时，却意外抖出一件陈年往事。

一篇文章掀议，退出华研

1996年，叶瑞生还在民办研究机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后改称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简称“华研”）工作，担任半学术期刊《资料与研究》的执行助编时，因为刊登一篇文章而在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那期刊登了还在台湾念书的评论人曾庆豹的一篇文章，题为<阳具与乳房：空间权力学的女性主义式批判>，把两座吉隆坡标志性建筑——吉隆坡塔和双峰塔，比喻为权力崇拜的象征物，批评时任首相马哈迪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

当时，文章不仅刊出，期刊也陆续送到各订户和赠阅团体手中，结果让董事部咆哮如雷，召开董事会议要求撤回销毁期刊。在董事部会议中，除了叶瑞生之外，还有与他一起共事的主编，即前隆雪华堂执行长，现任元生基金会执行长的陈亚才。

“那篇文章刊登出来，我们的董事跳脚，引起很大的风波。董事觉得，为什么我们作为半学术杂志，要刊登这样的文章。”

“我那时候是执行主编，（陈）亚才是总主编。我坐在董事部里面，（陈）亚才被骂到很惨，后来被调职。他（董事）要我们把所有杂志收回来销毁。”

“那时候（已故）颜清文是华研主席，副内政部长是（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他们主要担心，这篇文章批评到老马和老马的得意之作，担心会引起问题，他们可能担心内政部（会对付）。所以，董事部就要我们把这本杂志从市场上收回来。”

叶瑞生1991年从槟城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后，就开始积极参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堂青年团（隆雪华青），推广民主人权运动。当时，隆雪华青才刚成立6年，吸引了一批有志的知识和进步青年聚集。

隆雪华青力图摆脱华团联谊的传统形象，依据《1985年华团宣言》的精神，自许要做社会时代的眼睛。他们成立民权委员会，积极参与反巴贡水坝、举办东帝汶大会等，走在公民社会议题的前端。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叶瑞生顺理成章地在1994年从电脑公司转投华研工作，没想到不到两年却遇上这段插曲，而毅决辞职以示抗议。

“我觉得这没有道理，这是编辑部的主权，当然他们都不理这些，我不能接受，就在1996年辞职抗议。”

他清晰地笑说着，犹如一抹过往云烟，实则这段往事却始终深刻地留在一些人的心里，包括作者曾庆豹本人。访问结束后，记者跟曾庆豹聊起，才知道他前一阵子在面子书，撰文回溯这件事。

时任华研秘书当时传真手写便条，转告曾庆豹这件事，同时也通知他的一场哲学讲座也连带遭取消了，还说陈亚才如此难过，让他内心倍感难过。事隔多年，如今已难以觅回这份期刊，几位当事人都没有留着，就连作者本身也仅有一份影印本保存。

1996年被捕，看见牢房丑陋百态

至于奠定叶瑞生走上人权斗争之路的重要转捩点，要数22年前，他在亚太东帝汶研讨会（APCET II）被捕一事。当时东帝汶争取独立是重要的国际人权议题。东帝汶刚刚摆脱葡萄牙的殖民不久，却遇到印尼政府的百般阻扰。1996年11月9日，叶瑞生与逾百名社运分子和新闻从业员，在吉隆坡的亚洲酒店筹办和参与第二届亚太东帝汶研讨会，却遭政府非法逮捕扣留。

研讨会前夕，政府已陆续发出各种警告，劝阻主办单位和参与者不要进行这项会议，包括恐吓媒体不要报道。会议两天前，原本准备出席会议的菲律宾反殖民主义者惹纳多康斯丹狄诺（Renato Constantino Jr）抵马后，立即遭大马政府遣返回国。他也是首届亚太东帝汶研讨会的召集人。

叶瑞生忆述，政府甚至恐吓要援引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来对付出席者，不禁让筹办单位开始犹豫，经商议后，还是决定按照原来计划。“我们前一晚讨论到底要不要进行。我们知道一定会撞墙，可是，第一，我们不是上街示威，只是在室内召开会议，而且法律上没有规定室内会议要申请准证。所以，我们觉得没有道理，就进行啦，就是准备被抓的那种情况。”

这是访谈中，第二次听见叶瑞生说“没有道理”。他们做好防范措施，准备东帝汶朋友逃走路线，避免他们被捕，否则一旦遭政府遣返，必定会受到印尼政府施加酷刑。当天会议开始没多久，他们接到通知，约400名巫青团率领的马来西亚人民行动阵线（BBRM）会员，包括马华和国大党青年团党员，强闯会场干扰会议。其中，现任贸消部长兼人民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Saifuddin Nasution）也有份带人闹场。赛夫丁当时是巫青团领袖。后来烈火莫熄运动爆发，赛夫丁追随安华，加入公正党。

叶瑞生忆述，“我们从酒店往下看，很多人（来），酒店都不敢阻止，他们在外面拉布条。我们（在里面）关门，用椅子桌子堵住。他们在外面撞，我们就在里面顶住，到最后他们人多也野蛮，最后破门而入。……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把东帝汶朋友带走了。……他们破门进来后，就围住我们，抢过麦克风，不肯让任何人走。”

“我们就叫警察来。任何示威游行，警察一般很有效率，那天金马警区主任来得特别慢。西华拉沙也被捕。他是我们的律师，负责跟警区主任谈（判）。他说，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是否需要解散会议，叫警区主任给我们5分钟。那个警区主任说，5分钟？抓人!”

语毕，他大笑。后来，现场逾百人全部遭逮捕，来自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国的外国参与者立即遣返回国。除了大学教授如经济学家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现任耆老理事会成员）当天就获释外，数十名本地参与者分成男女两批，送往扣留所被扣至1至6天。

“第一次被关，全身不自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十多个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人太多，晚上没办法睡，根本没办法躺下来，只能坐着睡，厕所很肮脏。”叶瑞生虽被关了短短4天，却见证了牢里各种警察内部的丑态。关进牢里的人，受警察差遣，处理各种差事，分送早午餐、洗东西抹地。若要喝水，必须另外向警方要求，却不一定会受理；若要一支香烟、一块肥皂，要付多少钱等各种贪污情境，依然历历在目。

事隔13年后，吉隆坡高庭在2009年判决，叶瑞生和另外28名社运人士和新闻从业员，分别获得3万令吉赔偿。这项判决确立了这些参与者是遭到警方非法逮捕的事实，同时也迎来社运人士第二宗法庭的胜仗。后来转为加入公正党的赛夫丁也曾就此事公开道歉，当天听闻判决后，更称为此“放下心头大石”。

短暂小休，慢跑人权路

“那是我第一次被捕，其实是蛮大的冲击。”

对叶瑞生而言，那次被捕所亲身经历种种“没道理”的事，是他投身人权运动的重要事件，随后就展开了廿载的人权斗争路。1998年，他加入了现任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创办的劳工资源中心，关注劳工议题，没多久就遇上了烈火莫熄运动。

2000年，他开始在人民之声当总干事直到2009年。人权议题无国界，之后他转到曼谷的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Forum Asia）数年，关注和声援亚洲各地的人权争议。2013年返马后，他断断续续接过一些案子，直到2018年大选两个月前，才正式接任净选盟执行总监。

回首一路走来，面对高压政权无情的打压，社会弥漫着挥散不去的白色恐怖，走在社会尖端的社运分子，经常被政府和主流媒体标签为“异议分子”、“反政府人士”，让人权、公正、正义这种尊严和价值，顿时在现实社会中沦为摸不着边际的抽象口号。作为身在其中的受打压者，他何不私下唾骂几句就好回去过过平凡生活就好，反而逆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参与社运组织迎面而对？

叶瑞生以1996年被捕为例，“你知道那个情况，你看到时，你要怎样，别人可能没有看到”。他说，若要改革社会，人必须参与其中，尤其是命运选择让你亲眼看见社会丑陋的那一面。他好几次嚷着“没有道理”的那一幕幕，让他坚定地投入公民运动。从叶瑞生的经历看来，尽管威权政府透过庞大的国家机器，打压林林种种的社会抗议，让社会普遍变得沉默恐惧，但却恰恰成为遍体鳞伤的社运者，继续投身社运的动力来源。

问及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一路走来？他一贯地提起，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重要，其次是社会累积渐变成果。“你不是完全浪费你的精力时间，从以前有内安法令到没有内安法令；以前每个人都怕集会，只有小猫三两只，到现在对的情况，这是很大的转变；从以前不敢谈种族问题，（一谈）一定是华人马来人二元（对立）那种谈法，到现在打破了许多禁忌。”

“最重要是你觉得还有希望……你做你有累积，那个成果越来越大，在那个基础更健康地发展，那就是支撑任何人继续下去的动力，要不然太辛苦了。”

除此之外，偶尔短暂小休，也是他练就自己能长时间在这条路上慢跑的原因之一。“我还是会继续这份工作，可能我不会一直做，而是需要一些小休。我需要一些时间抽身，去念书。”

就像他当初在人民之声工作数年后，曾中途离开工作岗位，在2004年拿奖学金到西方人权议题研究重地，英国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攻读人权硕士。那里敞开了他对全球化、国际贸易课题所延伸的人权议题众多的讨论；同时，也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理论和讨论，始终对东南亚局势和历史缺乏了解而有所警惕。

这次大选结束以后，叶瑞生再次应邀到韩国光州参访。1980年，518光州事件爆发，军人全斗焕下令军方镇压运动，造成数千人平民和学生不幸伤亡，引起国际和社会哗然，也加速了韩国民主化的发展。他说，这是亚洲民主人权运动的重要事件，韩国后来做了很多转型正义的工作，值得马来西亚借镜。其中包括设立公墓和基金会，每年定期办纪念会，用记忆留住历史；赔偿家属，正面处理国家政权过去侵害人权的问题；甚至在韩国和世界各地举办许多人权活动，开拓关怀的界线和对象。

访谈中，我们大多时候谈论的是社会运动者如何对抗外在政权种种不公的问题，却很少谈到如何处理讲究进步民主组织本身内部的不公，就如当年的叶瑞生为了抗议组织的不当处理，最终仅能以自身的退场作为抗议。其实，类似的事件至今仍屡见不鲜，近年，社运者个人、组织内部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拉扯，所造成的创伤，也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讨论。

叶瑞生说，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像菲律宾、韩国公民组织的程度，为社运者提供专业的辅导咨商，或是效仿大学机制，提供有薪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

“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资源，当然我们也没有去建立类似的非政府组织或机制……很多时候，组织本身也没办法处理这些事，因为很多问题就是组织本身引起的问题，它也不要你去处理。所以，很多情况是他们离开组织……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小休，不能长期这样（工作）……去进修、旅行，重新充电回来。”

回首参与公民运动廿载，是否到了盘算回顾过去的时间点？叶瑞生笑说，“才20年，很短罢了。不过，好像也没有做了很多事，哈哈。”那天，他身穿黑色T恤，上面写着“还我家国”（kembalikan Negara ku）。政权变更了，但距离打造以民为本的国家，我们似乎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大佬

当今大马

净选盟大选观察报告出炉，促改革选委会和媒体

发表于 2018年7月13日18:41  |  更新于 2018年7月13日18:47

净选盟推动的人民选举监督员计划（Pemantau）今天揭橥第14届大选观察报告，建议改革选委会成员的任命方式和透明化媒体机构的拥有权。

净选盟指出，选委会目前共有5名委员，所有人都是在第13届大选后委任，当中4人来自公共服务界，另1人则来自警队。

净选盟执行总监叶瑞生在报告推介礼上表示，在这种委任下，现有成员无法捍卫选委会的独立和诚信。

设提名会推荐人选

这份报告是净选盟、人民之声和社会传播中心（Pusat Komas）合著，根据净选盟在大选时的观察列出了一系列建议。

除了选委会，他们也建议改革选区划分和选举程序，以及政党和媒体的行为。

净选盟建议，通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来委任选委会。提名委员会将推荐适合的人选给国会审查，并应顾及人选的多元背景和代表性。

此外，他们要求选委会向国会负责，同时就选举事宜成立一个特别国会委员会。

至于选区重划，净选盟主张修改联邦宪法，以诠释“大致相同”（approximately equal）一词的限度和确保各州议席的分配更加平等。

另外立法管制政党

净选盟也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边界委员会，作为一个负责选区划分的专业单位，而独立于选委会。

此外，他们认为，政府有必要修宪，落实自动登记选民制度和允许上庭挑战选民册。不仅如此，政党应摆脱社团注册局的管制，改由新的政党法令来规范政党和其候选人的资金。

净选盟指出，选举程序需改革，包括刑事化滥用政府资源作为政治用途的行为，并加强杜绝贪污的法律，避免政党和候选人在国会解散后收买选民。

他们也主张政府效仿英国，为选举设下固定的日期。

根据净选盟代主席沙鲁（Shahrul Aman Mohd Saari），他们将在下周国会开会时把观察报告移交给所有议员。

促废印刷媒体执照

另一方面，叶瑞生在推介礼上表示，他们也建议媒体机构公开他们的拥有权，尤其是从政党或相关政治人物获得的资金。

根据2013年人民仲裁庭的报告，主流印刷和电子媒体明显对当时的在野党存有偏见。

观察报告以马华和巫统控制的《星报》和《马来西亚前锋报》为例说，媒体拥有权仍然是第14届大选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

“国营电视和电视台仍遭到内政部牢牢的控制，而在2013年至2018年之间给予执政党过度正面的报导。”

针对此，净选盟建议，由一个独立委员会来颁发广播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执照，同时废除印刷媒体的执照，以防政府对媒体的钳制和政治干预。



“是三部曲，非马哈迪”：访净选盟新推手叶瑞生2

发表于 2018年7月6日09:19  |  更新于 2018年7月6日09:38

两年前，素有“独裁者”之称的马哈迪退出巫统，成立团结党，出任希盟总裁，最后更获推选为首相候选人，让2013年大选后，就开始陷入失语和低迷状态的公民社会，面对"两个烂苹果"的艰巨抉择。2017年，投废票的论述悄然兴起，当时还没有接任净选盟执行总监的叶瑞生，撰写了一篇文章《投废票有用吗？》与之对话。

叶瑞生与他那一辈的社运分子，从1996年亚太东帝汶研讨会、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反对内安法令运动、反巴贡水坝，都不乏与素有“独裁者”之称的马哈迪交手的经验。命运弄人，昔日的政敌，今日的盟友，数代人当年对抗的独裁者却摇身一变，成为在野党联盟的领航者。他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笑称自己也曾经历一番挣扎，第14届大选前夕接管净选盟时，心里也想着，就让马哈迪当首相候选人吧，反正也不一定胜选。

“我们当然也知道马哈迪过去的记录。他获推选为首相人选时，我们有挣扎，肯定有挣扎。我们对抗他这么久了，肯定知道他的狡猾。他如果要对付敌人的话，也可以很无情地对付。”

可是，叶瑞生认为，自己从过去至今的立场一致，认为公民组织必须结合其他力量，为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创造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他点出，公民社会要对抗的是一党独大的政权，而非马哈迪本人。

“我们一贯要制衡的是政府，执政的当权派，马哈迪已经好多年不是首相……你当然可以批评他，但是，如果我们要民主化，他不是我们的重点。现在最重要的危害，是现在的执政集团……如果你可以让一个执政那么久的政权倒台，其他就有可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他就不用谈。”

“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马哈迪，马来民族倒向在野党的情况可能也不容易。安华也试了很久，从1998年到2018年。且不论2018年，到了2013年，这十多年的时间，（安华）两次进监牢，大部分时间在监狱，还是没办法赢取马来选民大部分的支持，他可能没有体制内的支持。”

“如果我们要促成政权改变，又不想流血，就是要利用马哈迪作为工具，促成政权改变。到最后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互相让步的方案。……我本身的决定是，选择不流血的政权转变，让老马上台，我们再来面对这个问题，至少他打破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很多可能性就会出现。”

不过，叶瑞生同时也提醒，与在野党策略合作，并不意味着公民组织应该放弃自主和独立。譬如，他说，他不同意前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签署《公民宣言》。2016年3月，马哈迪联同在野党、公民组织等58人召开倒吉誓师大会，签署《公民宣言》，要求撤除时任首相纳吉，及要求部分体制改革。

其中，签署人之一包括时任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和多名社运者和政治老将。叶瑞生说，“我不同意玛丽亚陈签署和参与，我觉得走得太靠近，而且那是马哈迪发起而非公民运动，我觉得这样会有问题。我们需要（和在野党）配合，但是配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各方长期斗争的成果，非马哈迪海啸

“很多人说，这是马哈迪海啸，我不认同。”

叶瑞生认为，2018年变天成功是各方长期介入斗争渐进积累的成果。从2008年、2013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民众投票，使民联逐步掌握数个州政权，到2018年国阵倒台，希盟执政，实则是一个三部曲。

此外，他强调，烈火莫熄扮演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他说，这场运动不仅松动了马来社会内部的政治取向，同时也打破了马来社会向来对公民组织运动保持观望的态度。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镶嵌在世界金融体系和全球跨国分工的马来西亚也无从幸免。那一场风暴，也埋下了时任首相马哈迪和其副手安华之间关系交恶的种子 。隔年，两人的僵硬关系逐渐白热化，马哈迪以贪腐渎职和性丑闻之罪将安华革职，并贬为阶下囚。结果，马来社会内部撕裂，烈火莫熄运动由此而生，也为马来西亚政治民主运动掀起重要篇章。

1998年9月20日，安华在国家清真寺前召开一场大型集会，吸引数万人出席。叶瑞生、现任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现任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 仙蒂娅（Cynthia Gabriel）也出席。现场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与过往示威集会不同，叶瑞生说，现场出席的安华支持者大部分是马来人，不见其他族群的身影。政府援引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大量逮捕安华的支持者，同时触发马来社会开始对社会公义和人权议题的醒觉。

叶瑞生忆述，他和时任人民之声秘书长蔡添强（见下图）认为，这是公民组织的政治契机。尤其，人民之声向来致力反对内安法令，更应把握时机介入其中，才能打破公民组织运动向来族群分明的隔阂，惟公民组织之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公民组织向来备受国阵政府打压，加上为了保持独立自主的姿态，因此选择跟政党保持适当的距离，包括国阵巫统前领袖安华。

因此，叶瑞生说，许多公民组织都在烈火莫熄运动中，选择按兵不动。安华革职当晚，蔡添强和仙蒂娅就到安华住家声援，他说，其实人民之声内部也有异议。他们认为，公民组织不应该跟安华走得太靠近,“那时候，安华原本的形象也是比较伊斯兰、对华文教育、巴贡水坝的议题（也引人非议），还有亚太东帝汶议题研讨会（逮捕）事件，当然他说这不关他的事。”

“我个人的经验是，从以前到现在，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我们根本打不过国阵政府。1998年以前，示威游行都很少人，我们（公民组织）唯一有的就是道德制高点，没有群众基础。 ”

“1998年以前，你看走在前线的公民组织，大多都是非马来人，印度人、华人，没有几个马来人参与，连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也是站在远远的，伊斯兰教革新组织（IKRAM，前称伊斯兰改革理事会JIM）也不参与（集会游行）。到了1998年发生烈火莫熄时，我们看到很大型的集会。”

无论如何，叶瑞生说，那时每星期都有示威游行，他和蔡添强全国各地跑动，一旦有人被捕，他们就负责找律师帮忙辩护；渐渐地一些人也开始加入监督之列，随时报备警察的动静，甚至帮忙轮流守候警局，打破了公民组织过去非常孤立的状态。

他说，从人民之声到净选盟，他们与其他公民组织不同之处，是不避忌与政党合作。2004年，在野党成立净选盟初期，邀请公民组织加入，只有少数几个公民组织愿意，包括人民之声、雪州社区自强协会（Empower）、社区传播中心（KOMAS）和妇女力量（Tenaganita）等。

他认为，选举公平是公民组织与在野党之间的共同利益，这是双方合作的策略基础。“国阵太强大了，他们有资源，又控制媒体。当时没有网络、电邮、媒体，我们只有派传单。我们那时候很惨，派传单又被抓，挂布条也被抓，很困难。所以，比较有效的策略是结合其他力量，反对这个政权，这从人民之声到净选盟都是一致的。”

不过，他说，“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很党派；（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独立的，如果他们做得不对的话，我们还是会批评。”

变天后，把握时机提呈公民社会议程

访问当时，完整内阁还未形成，记者问，变天后，公民组织最迫切推动的议程为何？叶瑞生说，体制改革始终是公民组织的共识，例如总检察长和总检察署的角色区分、反贪会的独立性、选举改革、地方选举等。不过，话锋一转，他重提民联政府没有政治意愿，推动地方选举一事。“大家很失望，民联在2008年没有推动地方选举。”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如何确立竞争性的民主体制，一旦确立了，可以促成良性竞争、对人民有利的决策。……但是，这些事情要尽速去做，（否则）过了3、6个月后就没有机会了。”

他提到，最近社区传播中心召集公民组织讨论体制改革的方案，然后再提呈给希盟政府。不过，他们必须经过层层关卡，从体制改革小组、到耆老会、内阁到首相，尚未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沟通方式。

随着新政府的成立，预料希盟成员党和公民组织之间将出现人事大洗牌。不过，他认为，希盟政府会优先安插各自政党的人选，因此进入体制的公民组织人士并不多。无论如何，他认为如果希盟政府愿意从公民组织，吸纳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材，想必会对政府体制带来新风气，“当然主要的考虑，是如果这些人都进去了，公民社会会不会式微，人才凋零。”

他认为，由于在野党的力量目前尚不明朗乐观，因此要依靠公民社会的监督，这才是更大的挑战。“我们希望有强大的在野党，但是，他们有多大的改革意愿，他们改革到底是改革什么……我们还在观望。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巫统能够体认到，你为什么会败选，所以你要反对贪污……不要走回巫统种族主义的老路……包括马华、国大党。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这么做，我们比较容易跟他们配合。”

环顾东南亚，大马迟来的政党轮替？

叶瑞生曾在曼谷担任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Forum Asia）总干事数年。环顾东南亚的民主浪潮，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是否来得较为缓慢？他认为，比起韩国和菲律宾的人民组成相对均质的国家，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复杂社会组成，是导致民主进程缓慢的关键。

此外，他认为，尽管选举制度弊端处处，但是马来西亚还是定期举办选举，加上政府分而治之的治理方式，还是能够让国阵政权和在野党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运作。不过，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他说，“不像印尼，（印尼总统）苏哈多倒台后，在野党被打压到很惨；像泰国是完全倒退，受到军人统治，在野党也完全没有声音；柬埔寨的在野党被取消注册；越南完全是一党独大。”

“缅甸受军人控制得很厉害，虽然是在野党执政，但是没有太大的权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公然杀死这么多人，是很大的倒退。”

他迅速地胪列东南亚周边国家的“惨况”，不禁让人想起他笔下的柬埔寨人权组织领袖尼查克立亚（Ny Chakrya）尽管经历公民运动浪潮和政权轮替后，却辗转成为狱中人。他说，虽然马来西亚不如菲律宾和韩国的民主运动激进，准备流血抗争，但相较之下，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确有其可取之处。

他说，“马来西亚民主发展是比菲律宾、韩国、印尼慢，但主要的原因是宗教种族。如此看来，马来西亚算是中规中矩，这个（温和）的处理方式还是(比较)稳健，你还是可以看到有发展而非完全停止。”

oscarmastw

依我個人來說，滿18岁可以投票，絕对是好事！

大佬

当今大马

选委会成员为柬大选背书，两议员呼“让大马蒙羞”

发表于 2018年8月1日16:15  |  更新于 2018年8月1日16:18

柬埔寨大选日前落幕，执政党大胜继续掌权。虽然国际社会呛声选举不公正，但却获得马来西亚选委会成员“背书”，引起非议。

两名希盟国会议员黄基全与查尔斯今日发表联合文告批评，大马选委会委员尤索曼苏（Md Yusop Mansor）宣称柬埔寨大选民主公正的言论，已经让马来西亚蒙羞。

宣称选举“十分透明”

黄基全是公正党梳邦国会议员，而查尔斯则是行动党巴生国会议员。他们指出，在最近落幕的柬埔寨大选，洪森政府安排国内外选举观察组织为这场弊端百出的大选背书。

他们说，选举落幕后，欧盟与美国皆批评柬埔寨大选不公平与不民主。

“作为东盟议会人权委员会（APHR）的成员，我们深感失望，一名马来西亚人竟然参与了这次柬埔寨大选的国际观察组织。”

他们指出，根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7月30日报道，尤索曼苏宣称这场选举“十分透明”、“民主”与“可信”。

他们批评，尤索曼苏这种言论已让“新马来西亚”丢脸。

呼吁政府交代两件事

他们进而促请政府交代两件事：

一、尤索曼苏是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抑或以私人身份到柬埔寨观察选举；

二、随着尤索曼苏粉饰这场不公选举，会否对付他？

黄基全与查尔斯也提醒政府，有必要改革马来西亚选委会，确保所有成员支持公平与干净的选举。

“我们接下来会迎来两场补选，选委会必须证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全面改革。”

他们指出，虽然政府不干预东盟成员国内政，但应在东盟推广及捍卫民主。

他们补充，既然政府不干预东盟成员国内政，就不应该派任何观察员，为不民主的选举粉饰与背书。

柬埔寨大选备受争议

柬埔寨7月29日举行大选，执政人民党（CPP）大胜，65岁的原任首相洪森再次连任。

洪森从1998年上任为柬埔寨首相至今。在选举前，他关闭了一些电台与最大的英语报章《柬埔寨日报》。他也勒令解散柬埔寨最大的在野党——柬埔寨救国党，并以颠覆政府的罪名把在野党领袖金速卡（Kem Sokha）下狱。

选举期间，洪森也被指贿赂买票。

柬埔寨选举委员会宣称，本届大选共邀请来自52个国家的220人，来柬埔寨观察选举。

马来西亚选委会在第14届大选也邀请他国选委会代表前来观察选举。不过，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只是各国选委会互相勾结，为对方的选举背书。



选举改革委会倡议，弃用FPTP制

发表于 2018年8月29日14:09  |  更新于 2018年8月29日15:16   下午3点15分更新

选举改革委员会今日召开首次会议，并探讨以另一种选举制度，取代现有的“头马获胜”（FPTP）制度。

与此同时，他们也探讨成立一个新的选举管理机构，以取代现有的选举委员会。

选举改革委员会主席阿都拉昔在主持首次会议后说，基于多方投诉“头马获胜”不公平，有必要探讨以另一套选举制度，以更能反映票席均等。

“很多人投诉头马获胜制不公平。所以我们正在研拟一套更能反映比例代表的选举制度。”

“基本上，如果你拿到60%的选票，你应当得到60%席位。”

重整选委会

阿都拉昔也说明，他们总共探讨15点选举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建议就是由选委会负责政党注册事宜。

他们也建议设立一个选举管理机构，并以之取代现有的选委会。

“这可以是选委会，或者是其他的叫法。但我相信马来西亚还是会称之为选委会。”

“不过，我们不要那种委员会，它或许不会再称为委员会。”

阿都拉昔也是前选委会主席，在任期间备受争议。首相办公室在8月16日宣布，委任阿都拉昔领导选举改革委员会，在两年内征询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准备一份报告建议选举改革。

探讨15项改革

以下是选举改革委员会所探讨的另13件事：
1、重划选区须有恰当的架构与法律框架
2、选民注册与选民册准备
3、政党注册
4、政治活动管制
5、竞选机制、管制与行为守则
6、政治献金管制，以及政府给予政党的资助
7、言论自由与媒体近用权
8、选举管理机构的选举守则
9、竞选期间的政党与候选人行为守则
10、选举观察员
11、选举法令执法
12、看守政府守则
13、其他单位的各样协助，包括保安、执法等。

料大选前落实

阿都拉昔说，选举改革委员会将逐步向公众提呈建议，以寻求回馈与意见。

他有信心，这些选举改革措施将能在第15届大选前举行。

不过，他坦言，可能无法赶在砂拉越州选前落实。

砂州选举最迟必须在2012年前举行，而下届大选最迟必须在2023年举行。

针对会否马来西亚选举会否改用电子投票，他表示个人不大同意，因为电子投票很容易掀起舞弊的嫌疑。

但他有兴趣观察即将举行的公正党党选，如何使用电子投票。

他笑称：“我希望他们能让我成为观察员。”



净选盟促首相设仲裁庭，彻查选委会渎职滥权

发表于 2018年8月14日19:12  |  更新于 2018年8月14日19:16

第14届大选期间，净选盟多次批评选委会涉嫌各种的渎职滥权行为，如今它更进一步呼吁首相马哈迪，设立仲裁庭审理这些指控。

净选盟代主席沙鲁（Shahrul Aman Mohd Saari）今日在国会走廊表示，今日已将有关信函交给马哈迪。

“净选盟呼吁首相设立仲裁庭，调查7名选委会委员渎职，导致管理不当和欺诈问题泛滥。”

“这些委员不仅玷污了选委会的公正、独立和廉正地位，还侵犯人民拥有遴选政府的权利，同时也威胁到民主的基础。”

促革除选委会成员

沙鲁促请马哈迪向国家元首请示设立仲裁庭，并强调恢复大众对选委会独立性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选委会主席已退休，另外6名成员还在位。”

“他们在第14届大选犯下各种恶行，他们应该为此负责，并遭到革职。”

选委会偏帮前朝政府

净选盟在给马哈迪的信函中指出，尽管希盟成功在第14届大选取得胜利，不过，选委会在选举期间，一直偏帮国阵前朝政府。

同时，净选盟也在信函中，重新胪列出选委会的十宗罪，其中包括选区划界不公（gerrymandering）和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好让选举有利于国阵；故意把投票日定在星期三工作日，不鼓励人民出来投票；以及仅批准法定最短的11天竞选期。

此外，净选盟也指出，选委会处处为难选民登记工作，操弄选民册、专断地否决提名资格或阻拦提名、操弄本地和国外的选举观察团，以及没有对付触犯选举法令者。

大选投票前夕，净选盟在5月6日抨击选委会犯下“十宗严重罪行”。

随着希盟政府把选委会主席莫哈末哈欣（Mohd Hashim Abdullah）的合约期限缩短，他已在今年7月处提前卸任。

大佬

当今大马

净选盟代主席辞职，加入政府当教长秘书

发表于 2018年10月6日11:45  |  更新于 2018年10月6日14:36   下午2点半更新

净选盟原定今天举行改选，但由于主席职的唯一候选人沙鲁退选，改选被迫展延。

沙鲁目前是净选盟代主席。他已辞去代主席职位，并退出改选，以便出任教育部长马智礼的新闻秘书。

净选盟改选委员会成员杨有为与斯文在一封信函中说，原定今天（10月6日）举行的改选，因有两名候选人退选而被迫展延。

这封信，是致给净选盟的成员组织。

唯一主席候选人

除了沙鲁，另一退选的人是委员职候选人拉玛（Rama Ramanathan）。

“沙鲁将加入教育部，出任部长新闻秘书。由于沙鲁是主席职的唯一候选人，意味着若如期在10月6日改选，将不会有人中选为净选盟主席。”

“基于这新进展，改选委员会在别无他法下，唯有宣布展延改选，并将重新提名各职位。”

信函补充，现有的所有提名将会作废。

新的提名截止日期是10月22日，而新的投票日期则是11月10日早上10点至中午12点，于净选盟办公室举行。

净选盟将发文告

沙鲁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并没证实或否认是否辞职及出任马智礼的新闻秘书。

他只是要求记者，等候净选盟即将发出的文告。

较后，净选盟发文告证实此事。根据文告，沙鲁的辞职将在10月8日生效。

“之后，沙鲁将不再代表净选盟。净选盟将在11月10日改选，以选出新任主席与督导委员会成员。在过渡期间，我们的执行主任叶瑞生将代掌职位。”

沙鲁是在509大选前，时任净选盟主席玛利亚陈辞职参选后，出任净选盟代主席。

玛丽亚在大选中中选为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



部长助选不应宣布计划，选改会指旧习仍存

发表于 2018年10月12日13:38  |  更新于 2018年10月12日16:12

波德申补选进入最后一天竞选期，选举改革委员会指出，副首相旺阿兹莎、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都涉及不当助选，如使用政府机制助选，以及派发礼物等。

选举改革委员主席阿都拉昔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上述几个攸关选举公平的面向都包含在该委员会草拟的选举法修正案中。

“这些都将包含在我们的建议书中，以便选委会有更多的权力。”

副首相频助选不当

阿都拉昔认为，部长在助选时不应做任何宣布。

此前，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在竞选期间到访波德申军营，阿都拉昔指出，“他（末沙布）应该在（波德申补选）之前或之后这么做。”

莫哈末沙布在为安华助选时，公开表示若军人投票给安华，政府则将照顾他们的福利。

阿都拉昔也不认同旺阿兹莎以副首相的身份，频密到波德申为安华助选。

“对我来说，那是不大对的。我的个人意见时是，现在没有法律可以阻止，但副首相前来（助选）是不大妥当的。我希望她（旺阿兹莎）没有宣布工程。”

不应提供免费餐宴

阿都拉昔也表示，候选人的支持者提供免费宴会也是不对的。

“但（总的来说），这并不猖獗，对吗？（可能）有一、两宗个案，有关候选人并没有意识（问题），（因为）他的旧经验所致。”

“已经告诉他。我认为，他会停止这么做。”

他也表示，相信在政党更了解情况后，类似的违规行为将不会再发生。

不过，阿都拉昔并没有点名是什么人犯错。

净选盟10月9日曾发文告提醒，选举法令第8条言明禁止提供食物、饮品、茶点等以诱使选民投票选特定候选人。净选盟建议安华将这场晚宴延后至选举结束，以避免涉及贿选之嫌。

不过，安华受询时反问“为何我不能有晚宴？”，回拒了净选盟这项建议。



论者指选制应具灵活性，允政党更换国会代表

发表于 2018年10月3日10:47  |  更新于 2018年10月3日14:56

公正党制造补选让路安华上阵，引发争议。净选盟执行总监叶瑞生认为，这凸显大马选举制度不灵活的缺陷，应该让政党调整国会代表，进而避免制造补选。

叶瑞生昨晚在隆雪华堂举行的“安华的首相梦：谈我国政治走向与选举民主”讲座上表示，选举制度必须具有灵活性。

“不管任何的选举制度，它都必须要提供灵活性，让政党在大选与大选之间的期间，若政党的领导代表有变动，尤其高层领导有变动的话，那代表性也必须反映在国会的领导里。”

但他说，以大马目前落实的“领先者当选制”（FPTP），若要调整国会领导，唯一的办法是制造补选，第二个方法是“走后门”，即受委为上议员，再出任部长。

“若接下来我们再推动上议院选举，就会连后门也关了，没有机会让政党去做调整。”

他指，在“领先者当选制”下，安华若要成为第8任首相，只有3条路，第一是等补选，既若有国会议员过世则可上阵，胜选后就可成为国会议员，但这种等待是充满变数和不肯定。

“第二条路是等大选，在下届大选上阵和胜选，但安华是否能等5年，似乎不会，因为希盟宣言已明确提到2年（马哈迪交棒），而且也不知道安华能否等5年。”

“所以对安华来说，第3条路是制造补选，这样它可完全掌控时间策略当上国会议员和慢慢铺陈。”

或可考虑比例代表制

叶瑞生表示，净选盟认为社会必须更多地讨论目前选举制度的限制，而其中可以考虑的选举制度，就是“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PR）。

他解释，此选举制度会让所有政党提出他们的代表名单，并会根据优先列出代表，再看在大选得到多少票，例如若有100个国会议席，那该党在大选得到10%选票，就可有10名代表，并根据它的名单去选出10名代表。

“此制度的好处是若有一名国会议员去世，那第11人就接任上去，同样的在安华的案例中，若我们是用比例代表制，那安华就可以列上去名单里面，只要先前的候选人都拒绝接受，那他就可以列上去。”

“这样的情况是你不需要制造补选，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当上国会议员，然后可以接任首相。”

这场讲座是由隆雪华青举办，约有50人出席，另两名主讲人是时评人兼大同工作室执行主任林宏祥和时评人蓝志锋，主持人是李淑炜。

补选合法，决定权在选民

叶瑞生认为，安华所制造的这场补选突现选举制度的限制和缺陷。

他说，社会可能需要有更多辩论来探讨，包括未来5年在谈选举制度改革时，可以有怎样更好的选举制度来章显民意，但同时也可以防范对选举制度的操纵。

“目前以安华制造补选此案来看，我个人的看法，这还是民主的做法，因为安华可以制造补选，但决定权在选民。”

“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投反对票，最后还是回归人民的手中去做最后的决定。”

因此，对于有些人质疑制造补选是否合法，甚至有人上庭挑战一事，叶瑞生表示，若根据选举法令，安华所制造的这场补选是合法。

“一个国会议员辞职，辞职的原因不理，只要出现空缺就需要进行补选。辞职可以是个人或政党或其他问题。若称这样的让路给安华是不合法的行为，这不能成立。”

浪费公帑制造家族政治

叶瑞生表示，另一个争议点是这场补选是否合理，因为制造补选将花纳税人的钱，包括这场波德申补选就要花费超过300万令吉纳税人的钱。

“这样的做法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争议，另一层的问题是这个做法让一个国会议员当选不久后就突然辞职，过去（向人民）所作的承诺，包括人民所付出的时间和参与选举的过程，这种做法违反民主的行为。”

“在目前体制考虑下，我们是可以争议这些，但安华去做这样的补选，在法律上是没问题。我们可以去争议这些，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的选举制度的缺陷。”

叶瑞生点出这场补选的第3个争议点，即若安华胜选，其家庭将出现3名国会议员，这从民主角度当然是不健康的现象。

“国会原本就希望有多元声音，不应该是一个家庭有3名国会议员，这不只是安华（家庭），也包括马哈迪和林吉祥（家庭）。”

“这种政治家庭当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若安华要制造补选，应该是班登或峇东埔（国席补选），这两个是他们的家人，第一不需逼他们的国会议员辞职，（班登国会议员）旺阿兹莎本来就是安华的候补，一向以来给公众和人民的印象也是这样。”

他认为，由于旺阿兹莎如今是副首相，因此若旺阿兹莎辞去国会议员，副首相一职就不在安华掌控里，因为委任副首相权力在马哈迪手上。

“所以接着的推论是应该在努鲁依莎的峇东埔，即让安华回到老巢进行补选，若是这样会有更多人可以接受，就不会有这么多质疑，但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波德申制造补选。”

投票率最高或六成左右

蓝志锋则认为，安华本次进入国会的补选将会面对低投票率考验，根据过去3届补选，投票率都没超过48%。

他说，选委会为本次波德申订下70%的投票率，但他认为投票率较有可能达到的数目是60%至65%左右。

“除非这两个星期发生事件，激起选民的投票欲望和冲动，否则也不会太高。”

他说，虽然安华是希盟的实权领袖，在希盟的整个架构内占有位子，但其实位子不稳，因此为了让位子更巩固，安华必须在国会取得议席。

“这也是为何安华不能等，不能等有补选或等5年后的大选，他必须制造这场波德申补选。而且是在509大选后的5个月内举行，显示安华本身很明显的政治野心、想法和部署……”

至于安华是否会梦想成真当上首相，蓝志锋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至少60%至70%安华应该会如期圆了20年的首相梦。

“另30%至35%是不确定因素，可能是和团结党、伊党或巫统有关系。这30%至35%的因素不确定，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稳住派系斗争改变形象

叶瑞生在总结时表示，华社过去支持公正党的成立、民联到希盟，很大关系是安华形象，但目前为止安华形象转变，很大其中的原因是公正党派系斗争没有处理好，很多人听到公正党就感到倦怠。

“所以安华在此事上，在党选和补选后，若他的胜出可以稳定公正党的派系斗争，就有可能改变这样的形象。”

他认为，最好的局面是马哈迪在这两年内做完体制改革，因为这些工作需要有分量的政治人物，必须大刀阔斧，没有几个人可以办到。

“若马哈迪能在这两年内把这些工作（体制改革）做完，虽然这些大刀阔斧的工作肯定会有一些反弹，尤其马来社会。”

“但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若安华能扮演一个他的长处，可以面面具圆，与不同的派系或宗教去非常圆融的协调，促成整体社会的远景，（安华）在国家历史就能建立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佬

当今大马

政府设立仲裁庭，查选委会成员

发表于 2018年10月17日17:54  |  更新于 2018年10月17日18:05   独家报道

希盟政府在成立选举改革委员会后，料将再成立一个仲裁庭，以调查选委会所面对的多项指控。

根据《当今大马》了解，此仲裁庭所调查的事项，包括选委会与其成员在第14届大选期间被指涉及的不当行为。

此举也被视为是清理选委会的门户，剔除当中的问题成员，以确保紧接下来的选举改革顺利进行。

这是因为，选委会成员跟法官一样，只能通过仲裁庭来撤职。否则的话，他们将一直在职，直到66岁的退休年龄。

消息告诉《当今大马》，多名前联邦法院的法官将坐镇这个仲裁庭。

总检署团队支援

其中一个消息来源也告诉《当今大马》，总检查署也成立了一个团队，以支援仲裁庭。

据了解，总检察署团队代表包括了前第二律政司尤索夫（Mohd Yusof Zainal Abiden）及资深律师普拉维兰（M Puravalen）。

尤索夫原本是总检察署的第三把交椅，曾担任安华肛交案的主控官，他在2012年2月1日退休，当起律师。

尤索夫与普拉维兰都曾在509大选后短暂担任前首相纳吉的律师。不过，两人在6月5日宣布退出纳吉及妻子罗斯玛的律师团。

在第14届大选，选委会主席是莫哈末哈欣。大选结束不久后，哈欣即提前结束任期而离职。较后，律师阿兹哈哈仑走马上任，成为新任选委会主席。

其他的选委会委员包括了选委会副主席奥曼（Othman Mahmood）、委员尤索曼苏（Md Yusop Mansor）、阿都阿兹（Abdul Aziz Khaldin）、苏莱曼（Sulaiman Narawi）、巴拉辛甘（K Bala Singam）以及廖宗昌（译音，Leo Chong Cheong）。



选委会谴责投票日拉票行为，冀修法消除模糊地带

发表于 2018年10月13日晚上11点10分  |  更新于 2018年10月13日晚上11点14分

波德申补选今晚正式落幕，选委会主席阿兹哈哈仑谴责，今日较早投票站外出现的违例拉票活动，惟坦言选举法令有模糊地带，应修订以更严谨和清楚。

阿兹哈今晚在波德申补选计票中心召开记者会时说，他认为关于竞选方式的条规需要书写得更严谨，以免问题发生时法令存有过度宽泛的诠释空间。

“我认为，当前的选举法令不够明确清楚，因此我们必须专注于修订法律，以让未来所有的候选人能够更清楚规则，也不再有争辩的灰色空间。我们（选委会）将会努力往这样的方向前进。”

他举例说，根据现有的法令，支持者拿着气球或旗子是否算是“竞选行为”仍有模糊。

惟当记者询及直落甘望国小外的伊党及希盟支持者皆呼吁路人“选伊党”或“选希盟”是否属于竞选行为时，阿兹哈回答，这很明显是竞选行为。

他方宴请属灰色地带

另外，当询及今日宁宜（Linggi）一个投票中心外的免费午餐是否违反选举法令，阿兹哈指出，宴请乃是违反法令的行为，但“第三方”提供免费食物属于灰色地带。

“宴客（treating）肯定是违反《选举罪行法令》的行为，非常明确。但是，至于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宴客，法律写得不够清楚。”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第三者来请客，而不是中间人、政党或候选人自己请客。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法律目前不够清楚。”

选委会没有执法权力

无论如何，阿兹哈表示，选委会并非执法单位，因此无权采取任何行动，仅能有过检视和修订法令来杜绝未来发生类似的问题。

他也补充说，整体而言，他对于本届波德申补选竞选期的选举程序感到满意。

今日是波德申补选投票日，超过50名希盟、伊党及独立候选人依沙沙末支持者出现在直落甘望国小外摇旗拉票；另外，宁宜一个投票中心附近也出现独立候选人依沙沙末支持者所赞助的免费午餐。



为何联立制是高贵的幻梦?

发表于 2018年10月24日下午2点40分  |  更新于 2018年10月24日下午3点15分   【伊曼努尔】

不久前，净选盟就公正党为安华制造波德申补选所引发的争论，倡言本地选制应改採德国联立制。这并非净选盟首次提出这样的选制改革倡议。今年1月末，时任净选盟主席的玛丽陈亦曾公开主张本地选制宜改採德国联立制。

与其同时，最近政府成立的选举改革委员会，亦将改革目前本地的简单多数决选制，列为其首要检讨事项之一。无独有偶，上述两个组织，本地政治学者黄进发皆为重要成员之一，黄氏是本地少数专研选举制度的学者，且多年来一直热衷倡导以德国联立制取代目前的简单多数决制。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氏的主张对他们发挥若干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大马鼓吹联立制选制的倡议，已从公民社会的呼吁，跨进政府体制成为选制改革决策的重要选项之一。

然而，不论是学界、评论界、媒体和公民社会对上述联立制的选制改革建议，不是全单照收，就是保持缄默，鲜有不同意见的讨论。选制改革兹事体大，对本地的民主发展前景，影响深钜，反映在社会讨论则出奇沉寂，让人纳闷。

恐诱发政党体系更碎片化

大多数主张联立制者，其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纠正政党得票率与议席不成比例的问题，即比例性偏差问题；

（二）解决议员跳槽问题，盖在联立制下国会议席分为地区直选和政党比例代表，若有一名地区直选议员脱党跳槽，丧失议席的政党可循政党比例代表议席补回一席。若是政党比例代表议员脱党，就会丧失议员资格并由原政党所推荐的人选递补；

（三）打破两线制所造成的两大政党阵营比烂的困局，减少大党垄断议席的可能，增加小党进军议会的机会，有助缓和二元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利于政党选后结盟，实施多党民主。（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见黄进发《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一书）

针对上述的说法，首先在选制研究，有所谓代表性和集中性的讨论。前者着重选制尽可能让政党所得的选票充分反映在席次分配上，以贯彻票票等值的民主价值。后者则重视选制能发展稳定政局的作用，强化大党的竞争优势，避免议会小党林立，以利议会筹组稳定的过半政府。

目前本地所採的简单多数决选制，其特色就是在于强调集中性，而代表性偏差则是该制度必然存在的现象。在大马纵使採取简单多数决制，最近两届大选分别有14+1（社会主义党议员以公正党旗帜当选）和18个政党在国会拥有议席，可见大马政党体系存在分裂的诱因，若改採联立制，往后难保不会诱发政党体系更碎片化，对组成稳定政府造成一定的难度和冲击。

也许支持联立制的人会反驳，德国联立制设有政党全国得票率需达5%或取得三席地区直选议席的门槛，才能获得分配比例代表议席，这样的设计将有效降低国会小党林立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地主张联立制者，就是认为联立制能够解决比例性偏差问题。

不过，在德国的经验，已经有人批评相关门槛设定，造成选民投票给那些无法跨过门槛的政党，其选票沦为无效票，让一定比例的选民声音，无法反映在议席上，仍旧存在比例性偏差问题。

事实上，已有识者指出，目前大马选制所造成的比例性偏差问题严重，更多是出自于人为的选举操纵之故，因此，透过改革选委会的公正和独立性，避免沦为政党的禁脔，简单多数决制所造成的比例性偏差问题势必获得改善。（见陈中和，〈公正的选举过程更重要〉，《星洲日报》2018年，9月15日）。

是故，联立制并无法根治比例性偏差问题，所以与其冒然改制，且恐有导致政党碎片化，影响内阁制的稳定之虞，倒不如先从改革选务着手，更为妥当。

其次，解决议员跳槽所引发的正当性问题，亦并非唯有採联立式选制才有办法克服。事实上也可以透过修改选举法的方式予以防治。譬如规定个别议员的脱党，其议席必须悬空，举行补选，且允许原任议员竞选，以便重新取得民意认可其脱党行为。

然而，若政党内部因路线之争、结盟对象的改变或重组，导致其属下的议员集体走出、分裂或另组新党，则不受此限。

未必能打破政党集团垄断

再者，根据德国战后推行联立制的经验，其政党体系长期形成“两大政党集团”，就是以右派基民/基社党为一方，另一方则以左派社民党，大多时候两党交替轮流执政。与其同时，不少时候，没有单一政党在国会过半，两大党会寻求意识型态接近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传统上，基民/基社党和自由民主党合作，而社民党则配搭绿党筹组政府。最近出现的左右大联合政府，肇因于两大党无法单独与其他小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而被迫接受两大党共治。

在外人看来大联合政府是跨党派合作的典范，然而已有一些德国学者忧心大联合政府常态化，一则会弱化议会民主，盖议会失去强大在野势力的制衡和监督；二则左右共治，两大党在政策、理念上南辕北辙，会形成各种难以妥协的政策拉锯，在施政上窒碍难行；三则两大党原有竞争关係，施政过程无可避免会出现相互拉扯，争功诿过的情况；四则社民党加入以基民/基社党为首的大联合政府，让社民党陷入尴尬的位置，大选时背负执政的包袱，无法放胆批评基民/基社党，反而要为大联合政府的若干施政辩护，沦为里外不是人，让原支持者改投其他政党，造成政党支持度下滑。

所以，从德国经验，联立制真的能打破两大政党集团对决的政党生态的说法，有待商榷。

对一些本地支持联立制的人来说，认为政党选后结盟，筹组政府，是更民主的做法，惟在一些德国学者看来，政党选后结盟组阁，可能会让多数选民不喜欢看到的情况出现：在选举时议席增加的政党，无法入阁组政府，反而受选民唾弃议席减少的政党，可以进入政府，让选民无法用选票决定那个政党做政府。可见政党选前结盟，抑或选后结盟，两者并没有孰较民主可言。

另外，德国联立制有所谓“超额议席”的问题，向来受人诟病。“超额议席”出现，盖在联立制下选民手上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地区直选的议员，另一张投给所属意的政党，惟各政党的议席总数会根据选民的第二张选票（即政党票）来加以分配。

譬如全国总席次是100席，50席是地区直选，另50席是按政党票得票比例分配，如A党地区直选获6席，另其政党票是15%，因为政党的总席次是根据政党票的比例分配，所以A党获得的总席次会是15席，所以A党除了原地区直选的6席外，可以从政党比例代表席次分配到9席。

设若B党地区直选取得15席，惟其政党票仅是10%，则B党的地区直选议席可以保留，因B党的的地区直选议席已超过根据政党票比例所能得到的总席次，故B党不会再获得分配政党比例代表的议席。所以，B党在地区直选所多取得的5席，这就是“超额议席”。

因此，在联立制下，选后国会的当选议席总数，可能会超过选前所要应选议席的总数。2013年德国国会选举，从原本的598应选议席，激增到631当选议席，“超额议席”高达33席。

“超额议席”的出现会让政党过半门槛，选前选后不一，对民主成熟尚需改进的新兴民主国家，是否会构成宪政争议，这是主张本地採联立制者，需慎思其重。

与其同时，在德国以外採联立制的国家曾发生遭滥用的问题。盖联立制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选举漏洞，让政党可以将选民的第二票政党与第一票直选票，脱钩分别计算，以利争取议席的极大化。

做法有二：第一种手段是甲党和乙党合作，两党要求所有支持者，集中将地区直选票投给甲党，第二张政党票则投给乙党，如此两党将可以极大化其地区直选议席和政党比例代表议席。第二种方法，就是某党成立所谓附庸政党，该附庸政党的政党比例代表侯选名单和该党的一样。

这样该党就可以使用上述第一种方段，绕过联立制的得票比例的限制，让该党的议席极大化。上述两种做法，完成达背联立制设定的制度初衷和精神。上述选举操纵的手段，在阿尔巴尼亚、委内瑞拉等採联立制的国家确实发生过。以大马的选举文化，改採联立制后，发生上述选举操作的手段，机率极大。

点滴社会工程的改革方式

509大选前，黄进发曾忧心简单多数决制，将会阻碍本地的政党轮替，幸好黄君失准，国人告别了国阵统治。

黄君以本地社会为“双极社会”，简单多数决制只会让政党竞争增强歧异，无法趋中竞争，惟其说无法解释走多元族群路线的人民公正党的崛起，所以其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有待更多实证数据证明的“假说”。

联立制真的如黄君所述，能够解决本地政党政治的扭曲，笔者多有保留。惟笔者可以确定的是，本地若改採联立制，伊斯兰党会是最大赢家，根据2018年伊党的政党得票率换算，伊党的16.99%得票率，换成议席，将会分配到37席，足足比现在的18席多一倍。

卡尔波柏（Karl Raimund Popper）认为，有志推动社会改革者应採“点滴社会工程”的方式，避免以“伟大的设计者”自居¸主张渐进的改革，点滴且温和逐步消除社会错误。选制改革千丝万缕，涉及的不仅是制度安排，尚需考虑政治文化、政党生态、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等因素。

当学者凭借其高贵的理想和主观的期待，将国外複杂的经验个案，加以美化、简化后挪用，以片面的鼓吹，取代严谨分析和评估，如此无益于实际的社会改革，反而让社会理想蹈空和淘空，成就的只是个人的一场又一场的幻梦。所以，此刻提出波柏的提醒，在笔者看来，应是适时的。

潘永杰，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任职民间教育机构。

大佬

当今大马

范平东任净选盟新主席，矢监督选改进程

发表于 2018年10月30日19:30  |  更新于 2018年10月30日19:40

继玛丽亚陈在今年辞职投入全国大选后，净选盟新任主席今日出炉！净选盟发文告宣布，范平东获票选为净选盟新主席。

范平东今天发表文告指出，净选盟象征的并不仅仅只是大型集会游行，更是攸关正义及倡议选举及体制改革。

他承诺，尽管如今已换了政府，净选盟督导委员会仍会继续扮演监督的角色，并且无畏无惧地倡议国际最佳的民主惯例。

“尽管第14届大选已迎来历史性的政权更迭，净选盟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新政府已承诺扩大改革范畴，而净选盟必会继续监督改革进程，并接触所有的相关单位及政府部门，以确保国家的民主体制真正地独立及被赋予权力。净选盟仍旧是净选盟！”

候选人都不战而胜

净选盟改选后的新任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席： 范平东
署理主席 ：法伊沙 （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Aziz）
副主席（砂拉越）：张章如（Ann Teo）
副主席（沙巴）：贝薇丽（Beverly Joeman）
财政：饶兆颖
委员：黄玉珠、亚历克斯（Alex Johnson）

净选盟改选委员会指出，由于各个职位都仅有一人提名，因此所有候选人都不战而胜。

成为玛丽亚接棒者

净选盟原任主席玛丽亚陈今年3月辞去职务，以独立人士身份在公正党旗帜下上阵大选，最终当选为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

当时，净选盟署理主席沙鲁升任代主席职务。惟沙鲁在10月6日净选盟改选当日辞去代主席职位及退出改选，以便出任教育部长马智礼的新闻秘书；净选盟改选因而被迫展延。



促公开耆老会体改会报告，净选盟：排除敏感内容即可

发表于 2018年11月8日18:02  |  更新于 2018年11月8日18:09

净选盟要求，首相马哈迪公开国家耆老理事会与体制改革委员会（IRC）的报告，并交代政府针对两者的建议采取了什么行动。

希盟政府上台后，先后于5月12日和15日成立国家耆老理事会（耆老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会），以在经济事务上为政府提供劝告及提出制度改革方面的建议。

体改会今年7月16日已提呈报告给耆老会，后者则在8月7日呈交其报告给首相。

不过，媒体在8月27日引述马哈迪说，政府或不公开耆老会的报告。

别重犯昔日的错误

净选盟督导委员会今天发文告指出，耆老会之前访问了来自300个组织的约350人；体改会则曾跟公民团体召开多场会议，审阅上千份来自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书面反馈。

“公众受邀提交意见书时，肯定期待体改会和耆老会考虑，他们的观点和建议。若不公开报告，公众将从何得知，政府是否考虑和认真看待，他们的观点和委员会的建议。”

“缺乏透明和问责将侵蚀，公众在第14届大选后对希盟政府的信任。希盟政府成功执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承诺，比前朝政府更透明及廉正。”

因此，净选盟奉劝，希盟政府别重犯过去的错误。

促拟定资讯自由法

净选盟在文告中提醒，资讯自由对于打造问责和肃贪的施政极为重要。因此，政府迫切需配合竞选宣言的第16项承诺，通过白皮书或绿皮书的方式将有关报告公诸于世，让人民评论和讨论提呈的建议。

“若含有敏感，而足以威胁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内容，报告可以将有关部分排除在外，不该以此作为不公开的借口。”

希盟在第16项竞选承诺中阐明，为确保人民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当新法令在国会提呈前，希盟政府将恢复出版绿皮书的文化，咨询公众意见，并促进公共讨论,然后再出版白皮书，宣布政府的重要政策。

此外，净选盟重申，政府有必要拟定全面的资讯自由法，以确保透明和问责。

“希盟在竞选宣言中承诺，拟定资讯自由法来打击贪污，是值得赞扬的，但必须落实而不容拖延。”



我们这一代青年

专栏  |  苏颖欣   发表于 2019年2月13日6:06 晚上  |  更新于 2019年2月13日6:16 晚上   【精选书摘】

“我，被活生生埋在那里，发了疯，被那看似平静的蟒蛇盘绕窒息。”——几米波特（Jimmy Porter）

英国剧作家John Osborne 1956年的《愤怒回望》（Look Back In Anger）为英国战后写实主义戏剧奠基，愤世嫉俗的几米成为五〇年代“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的代表人物——来自工人阶级，受过大学教育却抑郁不得志，对现状极度不满。几米将愤怒倾洩在友人和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妻子身上，痛恨伪善不公的社会。

这出剧掀开英国现代戏剧社会写实的一面，赤裸裸揭露战后严重的阶级问题，“愤怒青年”运动也在青年作家间应运而生。而在美国，“疲脱的一代”或“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同样不满社会现状，却採取不同路径，探索人的精神和身体自由及解放。

到了狂飙的六〇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伴随民权运动在美国发酵，反抗主流的次文化（subculture）强势登台，摇滚、嬉皮士、披头族、反越战......青年和大众文化消极抵抗传统政治和宗教权威，却是自信满满，就如Jack Kerouac着名小说《在路上》的那句：“我很穷，所以我拥有一切”，顿时成为经典。他们反战、左倾，甚至掀起无政府主义的激进运动，追求自由的文化身份认同，也酝酿了后来学术界“新左派”（New Left）的冒现。

在中国，更早期的五四运动探索新文化运动，发扬知识人议政或救国的传统。而新马独立建国前后，反殖民的左翼民族主义运动蓬勃，青年便是当中主力；六七〇年代的学生运动亦是代表青年与底层大众站在一起，反抗不公的象征。

谈及“青年”，闪过的几个关键词总有：左倾、理想主义、热情、愤怒、不满、抗争、新文化、反叛……理想中的青年面貌，是勇于表达不满情绪，挑战保守和传统，以最大的热情用力生活，参与社会的改革工作。

他们不甘受束缚，不愿说谎；他们扬言，要定义属于自己的崭新未来，不假手于人。然而，“青年”这个具有时效性的指涉，往往让人觉得尚未成熟、尚未完整，而难以被“更成熟”的人信任和重视。

世代的共同感

青年属于他的时代／世代，也急着定义他的时代／世代，以至在屡屡碰到与理想不符的现实情境，总会感到愤怒。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世代的构成并不只是年龄相近，也非共存于同一地理和历史空间而已。只有当共同面对重大社会变迁或是动荡社会所出现的社会和知识症状，并且实际与之产生连结时，所谓的“世代”才会真实存在，与其他世代的差别才会彰显出来。例如，“愤怒青年”和“疲脱一代”正是在社会激烈变迁下的一种世代回应方式。

换言之，重要的是共同面对同一的历史社会过程或事件，并且产生连带关系，参与这个过程的共同命运，才是世代行动的基础。同时，同一世代里也因不同问题产生不同的“世代单位”（generation units），因此不会是一个统一的立场或反应，但或可说是一种集体。

要瞭解社会浪潮和思想的变化，分析世代便有重要意义。而青年世代更是在社会变迁当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然而，世代与世代之间并非断裂的关系，亦必须看到其历史延续性。回到马来西亚，当我们自称“Bersih世代”青年，我们指称的其实是怎样的一个世代？是无畏无惧勇敢上街抗争的世代吗？是放下族群差异，以公民为单位争取公平的世代吗？同时，宣称这个世代的归属，又意味着什么？

Bersih划出了一个十年的世代，这个以城市中产阶级主导的运动，从亲政党政治组织，到各式非政府组织、文化小团体的冒现，发展出许多的“世代单位”。站在2019年的今天（这个据说已迎来“新马来西亚”的时代），看着Bersih运动宣告功成身退，于是谈论和观察“Bersih世代”的状况，便成为反思和检讨我们这一代青年思想和行动内容的重要途径。

当时的我们愤怒吗？我们在愤怒什么？我们的愤怒和上个世代的愤怒有何不同？

青年要反对，国家靠我救

青年往往对一个属于“新世代”的未来既期待却又同时感到困惑——我们要的“新”究竟是什么？

王汎森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一文提到，青年既焦虑又兴奋，既虚无又充满希望，既渴求解放又希望寻找新的确定性的二重心理，与“主义”的崛起有关。同时，日常生活的各种苦闷与挫折，往往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绑在一起。

青年生活不顺遂，个人遭遇挫折等私人问题，在“主义”的引导下发现其根源都来自国家制度和社会不公，意即必须先一起解决国家问题，才能解决私我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主义”（在中国的脉络即是马克思主义）让青年把生活上的困顿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串联起来，极易发展成为集体行动。

于是，愤怒青年要读书，也必须组织起来才行。青年的行动便是源自这样的纠结，一边是深思的、知识的，另一边则是行动的、生存的。然而，站在改革浪潮的尖头上，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吸引力。“实干”的迫切性让青年将各种愤怒和苦闷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刻也不容缓。

这时，不满官僚体制和强权的青年，站在街头的舞台上高喊。从前人民抗争的口号，成了朗朗上口的歌曲，“pernindasan”、“kezaliman”、“kekejaman”可以在各个当权者的脸谱上更换。

Bersih世代的运动，成为一场一场的反对运动。反对的意识是要终结一党独大体制，而这个途径唯有通过政党轮替才能达成。站在社会前线的进步青年，其反对慾望近乎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式想像，因此当被许诺全盘解决结构问题的目标被设定（国阵倒台），青年也自然被运动召唤，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钱永祥在〈青春歌声里的低调〉一文中深刻扣问：“‘反对’这个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残忍，因为这代表对抗庸俗化的最后防线也告失守。‘反对’何指？这个态度可以指受支配的‘我们’设法推翻当权的‘他们’、指企图‘取而代之’……在什么意义上，反对者的价值理想，代表着社会趋于公道和人心稍形宽厚与敏感的可能性？”

换言之，在视执政集团与抗争运动对立的权力位置上，当权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价值取向和理想有不同吗？那是怎样的不同？青年的愤怒和行动的内容，若不更深刻追问和反省，则容易为集团操纵，政党政治便在这样的逻辑上操作。

这或也是509大选前，公民社会团体因“挺马／反马”分裂的后见之明——不能摆脱政党政治思维的原因，和“反对”一词的庸俗化和缺乏深思的行动息息相关。

当国家被假想成必然敌人和暴力集团，人民的反对便是理所当然。这时，人民也同时被假想为无辜的受害者，且不断被鼓吹可以“当家做主”，于是反对行动应运而生。弔诡的是，人民如何当家、如何做主，却要依赖政党政治的运算逻辑来达成——国阵或希盟，投票或不投票，挺马或反马。

若要问这是怎样的“主义”在作祟，恐怕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将人民视为被动的消费者，却被赋予虚假的“自主”主体想像。

愤怒青年的症状与解药

十年下来，全盘式改革的允诺在改朝换代后应该被加以检讨。当初的改革大论述内容从笼统到具体，从制度改革到推翻单一政党和领袖，理想的内容却似乎越缩越小。

“Bersih世代”是这场反对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大选前公民社会内部因马哈迪回锅和希望联盟斗争方向而分裂，大多数对政党政治发展感到极度失望的，便是曾积极参与运动的“Bersih世代”青年。许多人认为，当初的改革理想内容被置换，运动被政党窃取为政治筹码。

然而，沉重的问题自然是：为何理想内容这么容易被窃取？如果青年对自我和理想定义和追求是深刻且自主的，改革容易走到错误的方向吗？青年的热情容易被政党利用吗？因此，大选前不少对反对党的批判，以及大选后对新政府违诺的嗤之以鼻，若缺乏更深层的自省，事实上亦是将反思和行动的工作假手他人，就如当初将理想内容交给政党定义一样。

于是，愤怒青年更加愤怒，烦闷青年依然烦闷。不同的是，当年因为愤怒和烦闷等各种因素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眼看庞大而根深蒂固的结构无法撼动，付出得不到回报（消费逻辑作祟），如今逐渐趋向对现实失望。而这些情绪和症状背后的症结与基本问题，却被简单化约成政党的背叛，而没有通往个人的反思及集体的自我批判。

会老的青年

青年的改革理想很大，在参与组织工作后却常常发现个人和集体的落差，因而感到疲累。也因为改革理想很大，往往不愿从小事做起，零碎的组织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照顾总被视为庸俗的现实问题，只因青年自认有更大的理想需完成。这时，理想成了遁逃的藉口，是逃离生活境况的乌托邦。

后来，面对现实的冲击，青年的年纪也抵达人生另一阶段。结婚买房、稳定工作等问题接踵而来，青年慢慢失去学生时代的时间和激情，也渐渐发现知识的摄取一直停留在学生时代，难以为继了。当发现自己可以运用的抗争和论述语言和从前没什么差别，青年也终于发现，自己老了。

“青年”并非永续的概念，青年会老，也得接受自己不再是青年，不能以青年的角色犯错和呐喊。青年渐长成一个更老练的人。这时，常会有人提醒要维持热情，维持理想主义，不被“现实”打败。

不过，理想内容的自省和对现实的承担，亦是青年维持热情的重要过程。否则，当理想仅是空洞的名词，却被抬得很高；当现实生活总被庸俗化地“反对”，青年和理想则容易被对象化，那一个“我”的主体则愈加模煳不清了。

苏颖欣，独立研究者，关注文学、历史与文化。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业余者”小志《进击的青年》，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得业余者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大佬

光华日报

选委会委5名新成员 阿兹米沙隆任副主席

14/02/2019 15:28

（布城14日讯）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依斯迈宣布，马来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隆博士受委为选举委员会副主席。

他也宣布4名选委会新成员，包括外交部前秘书长拿督斯里南兰、人力资源部前总监拿督陈碧容、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费沙副教授，以及净选盟2.0成员佐伊兰哈瓦。

依斯迈说，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在联邦宪法第114（1）条文下，御准委任上述成员。“在联邦宪法第114（3）条文下，他们的受委从报到日开始生效，直到他们年届66岁为止。”

选委会原任副主席丹斯里奥曼和5名成员早前宣布缩短任期，今年1月1日卸职，他们是拿督尤索夫、拿督阿都阿兹、拿督苏莱曼、拿督廖仲昌及拿督巴拉辛甘。

也是马大学术人员协会主席的阿兹米沙隆（49岁）曾因在接受《马来邮报》访问时，评论2009年霹雳宪政危机，而在2015年9月2日被控抵触煽动法令。

阿兹米后于9月17日挑战1948年煽动法令违宪，指这条在国家独立前设立的法令不应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2015年10月6日，联邦法院驳回阿兹米挑战煽动法令违宪的申请，并裁决该法令合法。

然而，在2016年2月12日，总检察署却宣布撤销对阿兹米沙隆的煽动罪控状。



【士毛月补选】投票日“乱”像纵生 净盟赴警局投报

2/03/2019 16:28

雪州士毛月州议席补选投票日周六进行，然而这场补选却乱糟糟，不仅候选人在投票中心公开拉票，选委会官员也没以身作则，还力挺候选人。对此，净选盟2.0周六下午就到士毛月警局报案，以要求警方调查。

净选盟2.0执行董事叶瑞生在完成投报后，向媒体表示，该盟发现今次的投票出现诸多违规，包括政党在距离投票中心的50米范围内设立政党休息站或柜台、向途经的选民拉票及使用交通工具载送选民，甚至还有出现疑似买票的情况。

“净选盟2.0的观察员发现，希盟与国阵都有搭篷（休息站或柜台），这是违反选举法令的。因为，在投票日，只有选委会可以设立篷帐。”

“第二，投票日不能在进行竞选活动及拉票。然而，我们在其中4个的投票中心外发现，有希盟和国阵支持者公开向路过的选民进行游说。”

他也说，净选盟2.0观察员还发现，有一些可疑人士在投票中心外，向已完成投票的选民进行资料的登记。

“我们不知道他们登记这些选民有什么用途，我们担心可能涉及买票。”

“过去的情况是，当你投了票，他们确认了选票，就会让选民到某个地方拿现金。”

另一方面，有媒体也发现，希盟与国阵支持者在大街上相互叫嚣，甚至选委会官员插手阻止时，还遭到怒骂。

这起事件发生在士毛月新民华小，国阵与希盟支持者向途经的车辆和选民拉票，选举委员会官员发现后出面要求停止。然而，希盟支持者要求选委会官员先禁止国阵支持者，否则他们不会听从官员的人指示。

创雪州补选投最高票率

士毛月补选投票率高，截至下午3时，投票率已达63%！

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雪州士毛月州议席补选投票率达63%，也是雪州4场补选中最高的投票率。

选委会主席阿兹哈较早前透露，选委会预估今次的补选投票率有望达到70%。

过去的3场雪州补选，尽管希望联盟都取得胜利，但投票率偏低，皆未超过50%。

这3场补选分别是，双溪甘迪斯补选，投票率49.4%；无拉港补选，投票率43%；以及斯里斯迪亚补选，投票率44%。

不过，由于下午仍有选民陆续进行投票，因此相信这场士毛月补选投票率将攀升，但会否超越刚刚落幕的金马仑国会议席补选的68.79投票率，则仍有待选委会在揭晓成绩时做公布。



净盟士毛月观察报告 细数补选36违规事件

2019年3月08日

净选盟2.0发布《士毛月州议席补选观察报告》，列举希望联盟及国阵等35宗违反选举条规事件，甚至还揭露理应采独立且公平性的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却偏帮某一政党候选人。

随着雪兰莪州士毛月州议席补选在上周六落幕，净选盟2.0于周五发布《士毛月州议席补选观察报告》，细数这次补选中的36宗违反选举条规事件。

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指出，这次的士毛月补选是第14届全国大选后，全国6场补选中违规事件最严重的一场补选，两大主要阵营候选人都明显抵触《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

他周五在雪州八打灵再也净选盟2.0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根据该盟观察员的投报显示，希望联盟在这次的补选中违规事件最为严重，共计21宗，而国阵则有13宗。

“另一宗违规事件，还不确定是否来自社会主义党或是独立人士支持者所触犯。”

此外，他随后在媒体继续追问时则说，选委会也犯了一项违规事件。选委会工作人员竟然与某政党候选人比手势合照。

“尽管过去的5场补选，净选盟2.0都不断呼吁各政党勿向选民派发礼品。但，在这次的补选，我们还是发现希盟党员向选民派发礼品、提供食物和摩托车燃油，这在21宗希盟触犯的违规事件中就占了5宗。”

他续指，除了向选民大派礼品，希盟犯下最为严重的违规事件，是在补选期间做一些有关士毛月选区基础设施的政策宣布。

“我们不是要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竞选期中停工，而是希望在2个星期的竞选期不要有重大的宣布。我们谴责数名中央部长和雪兰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在竞选期中，宣布在士毛月兴建诊所、医院、警局和清真寺。”

范平东说，相较于希盟，国阵抵触的选举条规事件大多以挑起种族情绪有关，这类型事件就占了3宗。

“这3宗包括国阵总秘书拿督斯里纳兹里发表的‘非马来人掌权’言论、巫统代主席拿督莫哈末哈山发表的国会有太多‘乘客’论，以及发表神兆论的巫统蒲种区部主席拿督沙甸等。”

“我们感到失望。在选委会以及净选盟2.0等组织在推动选举违法醒觉运动后，政党依然继续犯下违法举动。”

不过，他说，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党候选人聂亚兹与独立候选人关志庭，在士毛月补选中并未被发现有任何触法行为。

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包括净选盟2.0执行董事叶瑞生、活动规划李忠伦及理事亚历山大佐森等。

士毛月投票日“乱”象  执法单位被批无视投报

士毛月补选投票日“乱”象横生，净选盟2.0批执法单位无视选举投报。

范平东指出，士毛月补选投票日的情况非常糟，除了两大政党和阵营还在为候选人拉票，就连选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以身作则。

他说，该盟的观察员发现许多投票中心外，都设有政党搭篷（休息站或柜台），而他们的观察员在发现后，也直接向警方和竞选活动执法队伍（PPKPR）投报。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没有见到有任何执法单位，如警方和反贪污委员会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认为，警方应该正视这些投报，否则无法令人民信服。

他也建议，警方能够在网络架设选举投报系统，让民众通过上网就能够举报选举违规事件。

此外，针对有选委会工作人员与候选人合影，甚至还出现疑似呼吁民众支持某一候选人的事件，范平东则要求选委会必须对此事件负责。

“我们还不确定该名工作人员是否是选委会官员或是选委会观察员。但，由于他们身穿选委会的制服，因此不建议与候选人合照，而且他们还似乎高呼‘支持某一候选人’的口号。”

不过，他也赞扬选委会在这次的补选有诸多的进步，包括推出选民卡（voters card）。
范平东促警方及执法单位正视选举投报，否则无法令人民信服。

晏斗补选提名日将近  候选人受促参与辩论

随着晏斗州议席补选提名日将于这个月杪继续，净选盟2.0呼吁有意竞选的政党候选人或独立人士应参与选举辩论，以便让选民通过政策论述进行投票。

由于巫统代主席莫哈末哈山已经宣布代表国阵上阵，范平东也因此公开发出邀请，呼吁莫哈末哈山参与辩论。

“我们很遗憾的是在士毛月州议席补选，尽管独立人士关志庭和社会主义党候选人聂亚兹都表明会参与辩论。但，两个主要的政党候选人，即希盟候选人莫哈末艾曼和国阵候选人查卡利亚却表明不参与，导致这场政策辩论落空。”

“我相信晏斗州议席的选民希望聆听各候选人的政治论述和竞选宣言。因此，希望莫哈末哈山能够接受选举辩论的挑战。”

大佬

光华日报

细数509大选不当行为 净盟促首相设皇委会

2019年5月31日

净选盟2.0促首相敦马哈迪立即成立第14届全国大选不当行为皇家调查委员会，除要求调查本届大选出现的各种不当行为，也应对付涉及不当行为者。

仲裁庭上周以3票对2票，议决停止调查选举委员会6名前委员；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今日指出，该组织对仲裁庭的结果感到失望，因此决定在下周致函予首相，表达成立第14届全国大选不当行为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必要性。

“仲裁庭的裁决犹如允许公务员，通过辞职来逃避不当行为的调查。”

他说，本届大选的“乱象”百出，然而随着选举委员会的前委员辞职和遭到替换后，这些不当行为迄今未遭到追究和调查。

范平东是于今早与净选盟2.0执行总监叶瑞生，在净选盟2.0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出这项宣布。

他指出，根据净选盟2.0接到的投报，选委会在本届大选出现超过13项的不当行为，当中包括杰利蝾螈、选委会委员的滥权等。

他说，要追究本届大选的不当行为，理应从2013年5月6日至2018年5月10日，这当中包括选委会以“杰利蝾螈”来划分选区，出现“票票不等值”的情况。

“选委会明显偏帮国阵，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来让国阵占尽优势。其次，选委会公布的第6次选区划分建议书有出入，明显误导人民。”

“还有，最引人诟病的是将投票日落在周三，造成身在国外的大马人和打工者的不便。”

他表示，除了选举前和竞选期间的种种不当行为，选委会在投票当日，更出现一系列荒谬的行径，包括禁止让尚在排队的民众投票、选举官员拒绝签署表格14及推迟宣布选举成绩等。

除此之外，范平东表示，倘若第14届全国大选不当行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后，选举委员会的7名前委员都必须一一接受调查。

他说，尤其是作为领导选委员的前主席丹斯里哈欣阿都拉及副主席丹斯里奥曼。

“除了7名前委员，净选盟2.0也认为前朝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也应该一并接受调查，因为要不是他们接获‘上层’的指示，绝不会敢冒然出现这些不当行为。”

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范平东则认为，该会的成员必须具备廉正、诚实、有勇气且独立，同时给予大众绝对的信心。

“这当中包括前法官、法律专家、律师及可靠的社运组织代表。”

他说，净选盟2.0也已经做好准备，提供皇家调查委员会和总检查署本届大选出现的种种不当的证据。

●小档案：
杰利蝾螈（Gerrymander），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政治术语，指以不公平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

净选盟2.0细数第14届全国大选选委会的不当行为：
1. 选区重划（杰利蝾螈）违反宪法；
2. 展示给公众的第6次选区划分建议书误导大马人民；
3. 选民册的一些选民没有住址；
4. 海外选民登记系统缺失，导致一些海外选民无法履行投票权；
5. 毫无理由和解释地将投票日落在周三（上班日）；
6. 竞选期仅有短暂地11天；
7. 禁止让一些独立且可靠的组织成为大选观察员；
8. 投票日当天下午5时，就立即关闭所有投票站，导致一些尚在排队的选民无法投票；
9. 选举官员毫无理由地拒绝签署表格14；
10. 推迟宣布原订于晚上9时的选举成绩，直至凌晨1时才陆续公布成绩；
11. 迁移选民；
12. 移动军警票；
13. 未根据宪法重新制定选区边界。

净选盟2.0要求设立第14届全国大选不当行为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以下官员：
1. 丹斯里哈欣阿都拉（选委会前主席）
2. 丹斯里奥曼（选委会前副主席）
3. 拿督尤苏曼梳
4. 拿督阿都阿兹
5. 苏莱曼纳拉威
6. 拿督峇拉星甘
7. 拿督廖宗昌（译音）



当今大马

选票的新想象（1）：从画“X”到填“1,2,3...”？

黄凯荟  |  发表于 2019年6月20日早上8点31分  |  更新于 2019年6月21日17:24   下午5点23分更新

马来西亚选举制度变革的思考，除了已有的联立制倡议（MMP）之外，如今也多了“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的选择。

选改专家班杰明雷利（Benjamin Reilly）上个月底向选举改革委员会提出了上述的方案。

班杰明是西澳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世界各国选制改革多年，他今年5月来马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他在吉隆坡接受媒体联访时透露，他已在5月30日向选举改革委员会（ERC）提出此建议。

“我们与选举改革委员会对话之时，他们看起来没有打算推行浩大的选制改革。因为，若改变现有的单一选区一票制，则需要修改宪法。”

“修改为‘偏好投票制’的改革，或许更容易达成，因为它并不涉及修宪。”

“……这是现有领先者当选制（FPTP）的修正版。很多情况下选举结果可能相似，不会造成巨大的改变。它不需要修宪，只需要修改选举法令中的投票和算票方式。不过，这种中度的改革，能够产生正面的选举诱因。”

选举制度可以理解为，选民所投下的“选票”如何兑换成为“议席”的系统。究竟什么是偏好投票制？它又如何产生所谓“正面诱因”，改善现有的选举制度呢？

何谓偏好投票制？

简单来说，大马选民目前投票时，必须在选票上划“X”来选择“一名”心仪的人选，若划选超过一人，则会沦为废票。

“偏好投票制”则不同，它允许选民在选票上，以数字排序，表达自己心目中候选人的优先顺序。

马来西亚现行的FPTP制度之下，任何候选人只要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就算是获胜。换句话说，FPTP制度中即使只赢一票，也算是赢了。

不过，偏好投票制度之下，计票过程则较为复杂，而且要求一名候选人必须掌握“绝对多数”，或过半票数才算当选。

若无人获得过半票数，则必须淘汰得票较低的候选人，再依据淘汰者所获选票上的“第二选择”，把票数转移给对应的候选人。这个过程将不断重复，直到其一候选人掌握过半票数，宣告胜选为止。

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则是，FPTP制只需“相对多数”，而偏好投票制强调的是“绝对多数”，也就是超过50%的支持率。

参考下表的例子，如果“热带花园”选区的选民总数100人，共有四党派出4名候选人参选。任何一人若要胜出，都必须获得至少51票才行。选民投票时，可在选票上写下1至4的编号，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排序。

进入计票过程时，先计算选票上第一选择的票数。根据下图的例子，西瓜获得39票、奇异果获得35票、黄梨得20票、葡萄获得6票。因为没有任何候选人得到超过51票或半数选票，因此必须进入第二轮计票。

在第二轮计票中，最低票的葡萄被淘汰，计票人员将依照其所获6张选票上的“第二选择”，把票数加到相对应的候选人那里。计票结果显示，西瓜在这一轮的计票中多得1票、奇异果多得3票、黄梨则多得2票。现在，西瓜的共获得40票、奇异果为38票、黄梨则有22票。

然而，第二轮计票后，依然没有候选人掌握绝对多数，因此必须进入第三轮计票。票数最少的黄梨在这时候被淘汰，其22票则按照选票上的第三选择（若第三选择已被淘汰，则取第四选择）转移给剩下的西瓜或奇异果。

第三轮计票结果显示，西瓜最终获得47票，而奇异果53票，奇异果以53%的支持率获胜。

如果是现有的FPTP制度，选民只能在选票选择一个候选人，则选举结果会停留在第一轮计票，即西瓜以39%的支持率直接获胜。

偏好投票的简化版：补充型投票制

其实，偏好投票制又可再细分为“选择型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AV）和“补充型投票制”（Supplementary vote, SV），两者在计票方式有些差别。

所谓的AV制，就是上述的完整版偏好投票；至于SV制，它可说是偏好投票制的简化版。

SV制底下计算选票时，首先看第一选择票数，若有人获得绝对多数则宣布胜选。若无人获得过半票数，则直接淘汰第一名及第二名之外的候选人，将他们所获的选票，按选民的第二选择转移给相对应的候选人。

接着，在第二轮计票中，计票人员直接把被淘汰的选票按照其次的选择，转移给两名留下来的候选人，再看究竟谁获得绝对多数票。因此，SV制度只有最多两轮计票。

偏好投票选制好在哪里？

从“热带花园”的计票过程可见，候选人可能因为成为选民心目中的“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而最终反转第一次的计票结果。

比起现有的FPTP制度，偏好投票制让选民透露了更多讯息，而最终获选的候选人也至少获得半数支持率，不会出现多角战中候选人仅以39%的支持率胜选的情况。

班杰明解释，偏好投票制能选民的“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也被纳入计票考量，因此政党必须扩大诉求对象范围。当政党须争取更广大的选民支持，而不是特定族群，才更有望获得绝对多数。因此，班杰明认为，此选制可促使政党保持中庸，不会过度极端。

“普遍上，在大部分没有种族政治的国家，各政党皆会竭力争取中间派选民（median voters），因为在政治光谱的极左派与极右派通常皆为少数。各党争相拉拢中间派时，则是一种趋中（centripetal）的竞争。”

“然而，种族分化较为严重的社会，我们很不幸地无法获得趋中的效果。反之，若有超过一个政治联盟在族群课题上互相竞争，则政治人物总有诱因变得更极端。”

“因为，当政治人物不断指责对方‘出卖我族’，或威胁了族群的利益和身份认同，他们可以借此获得选民支持。在种族分化的社会里，政治拉扯会趋向极端化。”

班杰明的专业研究领域包括“选举制度改革如何驱动政治变化”。他点出，相较于FPTP制度，偏好投票制提供了诱因，让政党产生趋向中庸的政治。

偏好投票有什么缺点？

不过，事实上偏好投票制绝非完美的选举制度。班杰明解释，这套选制理论上虽有助于促进中庸政治，惟这必须建立在选区的“族群比例均匀”的前提上。

此外，班杰明的推论也预设，社会“多数”的中间选民，都是倾向温和中庸政治。换句话说，如果社会的“多数”都支持种族宗教极端，则选举制度也无法促使政治趋向中庸温和。

“偏好投票制，是让政党有诱因争取中间选民。如果一个社会大部分的人都是蛮包容的，那么这样的制度足以排除那些极端的政党。”

“不过，它就像一把双刃刀。它的风险在于若某个选区，例如乡村选区，大部分选民都是倾向宗教保守或种族极端，那么此制度就无法排除极端政党。”

事实上，马来西亚存在许多族群分布悬殊的选区。若撇开选区划分不公的问题不谈，东海岸多数议席的马来选民本来就超过80%，而槟城的多个议席的华裔选民都超过70%，混合选区大部分集中在都市地区。

如果加上当权者操纵选区划分，造成选区划界不公（Gerrymandering）和选区划分不均（ malapportionment）的问题，则偏好投票制也可能无法发挥趋中效果。

举例来说，若选区划分划出许多“单一种族”的选区，那么这些议席的候选人就没有诱因要争取不同族群的支持，因此也没有诱因变得中庸温和。

同样不利小党生存

此外，由于偏好投票制仍然是以“多数”的概念来决定胜选者，不同于比例代表制，政党的得票率不能反映在得席率之上。

举个例子，若L党在全国整体获得5%的支持率，但它的支持者散落在全国各个议席，因此它在所有议席都不敌对手，最终在国会里没有任何代表。L党虽有5%的得票率，但得席率却是0%， 乖离民主议会反映民意的基本精神。

换句话说，偏好投票制与FPTP制同样不利小党生存，少数群体可能在议会之中完全没有代表。例如，某些倡议特定少数群体权益，或区域性课题的小政党，例如原住民、女性、农民、性少数（LGBT）或环保课题的政党。

我们现有的FPTP制有个恶名昭彰的“放大效应”——把强者弄得更强，弱者则更弱；而偏好投票制无法改善这一点。

比一比：联立制与偏好投票

第14届大选之前，民间即有更换现有FPTP选制的倡议，而主要替代方案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中的 “联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MMP）。

例如，净选盟前主席玛丽亚陈、智库政改研究所（KPRU）以及政治学者黄进发都是上述方案的倡议者。

当班杰明在净选盟办公室接受媒体联访时，黄进发也同样在场。访谈中，这两名研究者互相讨论了“偏好投票制”与“联立制”的各别优点与缺点，笔者将之整理为下表：

小党雨后春笋的利弊

黄进发解释，联立制允许专注特定课题如环保议题的小党生存，提高政治多元性的同时，也促进社会各群在不同课题上拥有更多元的立场，打破种族论述为主调的政治局势。

惟班杰明提醒，比例代表制实施后可能出现一众小党共组政府的局面。他指出，学界普遍认为，比起少数政党或一党的政府，小党共治局面并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他解释，若关注特定群体或课题的小党数量过多，共组政府的小党之间可能自我本位地进行利益协商，而缺乏全面而整体的国家政策考量。

“如果国会中有很多的小党，你必须拉拢他们联合起来组成政府，而这些小党经常都会索求某些回报，尤其单一课题的政党。”

“因此，他们心里想的可能只是自己的选民，而不是考虑国家整体的前景。他们会为支持自己的选民争取利益，而不是考虑整体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过于严重，则会造成不良后果。”

黄进发同时也承认，比例代表制的问题在于，若小党过多，造成政治过于碎片化（fragmented），则利益协商过程或会牺牲掉真正贤能之人。

“最坏的情况是，如果政府有很多碎片化的小党组成，则首相可能为了满足以拉拢小党组成政府，而牺牲了真正贤能的人才。”

各党协商有助趋向中庸？

同时，黄进发也提到，比例代表制允许拥有特定支持率的小党在国会占有特定议席，这将促使更多元分化的政治局面。因此，为了没有政党可以以多数决强行通过法案，因此改革速度可能变慢，也变得更强调各派人士之间互相讨论，以求达成共识。

“采用比例代表制则意味着，我们无法快速地落实改革，所有政策都会存在超过一个世代。唯有当我们达成某种共识，才可能废除某些法令。因为你不再能够强推任何法案，任何课题都必须经过慎重地讨论，以达成共识。”

他也指出，比例代表制之下，各党在选举后互相协商以组成联合政府，各党筛选伙伴的过程有助于排除少数极端的政党，以促进政治取向中庸。

“选举后各党讨论组成政府。如果你是极端的政党，就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组政府，你就被排除在外。所以，长远来说，极端的政党要懂得好自为之，也会趋向中庸。”

政治变更极端的反例

惟班杰明同时也提醒，世界上确实有“使用比例代表制反而让政治更加极端”的例子，而英国的欧洲议会选举即是采用比例代表制，而2019年5月26日极右派政党赢得了多数支持就是一个例子。

“确实也有改成比例代表制之后变得更极端例子。英国的欧洲议会选举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极右派的脱欧党（Brexit Party） 赢得了巨大比例的选票和席位，选举表现得比中间派更好。”

“这也就是为何有的人不喜欢比例代表制，因为它允许了极端的看法进入议会之中，而在FPTP制度下这些观点在议会中则完全没有代表。”

班杰明总结说，比例代表制，其实就是展现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性质。“如果这个国家本来就很极端，我说的极端包括极左派或极右派，那么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成果就会反映出这样的现象。”



选票的新想象（2）：纽西兰选改与演讲乌龙

黄凯荟  |  发表于 2019年6月21日09:12  |  更新于 2019年6月21日19:04

说到选举制度，一般民众所想到的可能是“染黑的手指头”，或是走进投票站在选票上为属意的候选人划下一个“X”，然后晚上坐在电视或手机银幕前追踪开票结果。

或许，鲜少有大马人想象过，自己手中的选票如何计算和换算，以致最终产生新的政府。也许更少人想过，我们又可能如何改变整个选举投票和计票方式，以营造不同的政治文化。

世界各国存在各异的选举制度，马来西亚承袭了英国殖民的体系，目前国会及州议会采用的是FPTP制度，地方选举则已在1965年停止举行。

希盟政府目前也设立了选举改革委员会（ERC），在两年的时间征询利益关系者意见，并提出选举改革建议。

选举改革委员会主席 阿都拉昔2018年8月曾透露，此委员会其中一项研究方向为，改变现有的FPTP选举制度，并找出更能反映票席均等的选制。

选举制度真的可能改变吗？改变选举制度，可能为社会或国家带来什么变化呢？

西澳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班杰明雷利（Benjamin Reilly，见图）多年来钻研选举制度。他到访马来西亚接受媒体联访时，分享了澳洲的邻居——纽西兰在1990年代如何经历选举制度的大转换。

同样继承英国FPTP制

跟马来西亚一样，纽西兰在1907年独立前曾经历英国殖民，他们承袭了的英国的FPTP选举制度。直到1996年，纽西兰经过数十年的历程后，才正式改为联立制（MMP）。

“1990年代，连续好几次的选举中，虽然工党（Labour party）都赢得了多数的选票，但FPTP制度并没有保证他们赢得多数议席。反之，总体得票率较低的保守派国家党（National Party）却获得了多数的席位。”

“国家党在1978年和1981年连续两次赢得了选举，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其实是较不受欢迎的政党。这开始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真是荒谬，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FPTP选制中，确实可能出现全国整体的票数较少，但却获得更多的议席而成为政府的情况，马来西亚在2013年及2018年都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粗略统计，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国阵以48.57%的总得票率执政，当时民联的得票率约为50.59%却最终败选。2018年，希盟虽然获得过半的国席执政，但实际上总得票率只有大约45%。

在野党的承诺与犹豫

班杰明续说，当这种民意少于半数的政府两次出现时，纽西兰人民在1990年代开始看见选举制度的弊病，并为之感到愤怒和不满，要求政府修改选制。

当时，身为在野党的工党曾经向他们的支持者承诺，若在来届选举中获胜后，他们将落实选制改革。“他们最终有没有成为政府呢？有！”

“不过，当他们在FPTP制度下成为了政府之后，工党开始有了别的想法。他们有点不太确定，到底是否应该改变选举制度。”

工党执政期间，政府在1985年设立皇委会研究选举改革，“这个皇委会做出了非常好、非常深入的报告，他们研究了所有不同的选举制度，包括偏好投票制、比例代表制等等。”

最终，皇委会于1986年提出完整报告，其中两项最主要的建议为（1）联立制（MMP）是最适合纽西兰的制度；（2）将纽西兰原有的99席增加到120席，其中半数为选区议员，另一半为不分区的议员。

“即便皇委会已提出这种建议，某些政治人物还是不太确定，是否真的要改换选举制度……”纽西兰在1987年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迎来新一次的选举。

演讲乌龙带来契机

选举期间，那个曾经答应人民修改选制，但执政后犹豫不决的工党，却因为一次大摆乌龙，而推进了选举制度改革进程。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荒谬故事，不过它真实地发生了。工党籍的总理蓝格（David Lange，见下图）电视竞选辩论中，原本所准备的讲稿写着‘我们不会举办公投’，但他却不小心看错了讲稿说出‘我们将会举办选举改革公投……’”

后来，蓝格曾经坦承自己当时是看错讲稿才错言，而他心里其实不认同举办公投。无论如何，国家党领袖当时基于选举策略考量，也同样承诺胜选后将举办公投。

最终，公投真的发生了。

1992年9月的公投中，超过80%的公民热烈地支持更换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四种不同选项之中，超过60%的选民支持改为“联立制”，次高票的“ 可转移单票制”（STV）则仅获16%支持。

不过，这次公投其实并不具法律约束力。

1993年，另一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选举改革公投中，要求人民在“FPTP制”和“联立制”之间作选择，最终联立制以54%的得票获胜。

随着这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投结果出炉，1994年至1996年之间纽西兰政府紧锣密鼓地修订选举条规及程序，修改选区划分等等。

1996年，纽西兰才第一次在新的联立制下顺利完成选举，催生出首个由国家党与“纽西兰优先党”（NZ First）共组的联合政府。

“即便这整个改变过程花了超过10年，这些政治人物还是有点担心，他们在选举法令中纳入了新的条款，允许回头重新审核这套机制。”班杰明解释说。

2011年，纽西兰再度举办公投，要求人民表态是否要沿用联立制，最终在约58%支持下，联立制得以维持至今。

正反争议依然存在

虽然公投结果保留了联立制，但其实社会上正反两派仍争辩不断，批评者认为，联立制赋予过多权力给小党及那些“未经票选”的不分区议员；支持者则认为，纽西兰国会如今更能够体现出，整体社会的真实多元样貌。

为何批评者会认为，联立制赋予权力给“未经票选”的议员？联立制其实就是FPTP与List-PR融合的选举制度，最终目标是确保各政党在国会占有的议席比例，等同于各党全国整体的支持率。

在这套制度下，选民得到两张选票。“选区选票”用来投选选区议员，而另一张“政党选票”则选择属意政党。

投票结束后，“选区议员”沿用旧有的FPTP制来计票得出；政党选票则可计算全国各党的支持率，再按照各政党支持率，以“不分区议员”的名额来分配席位，以弥补FPTP的放大效应问题。

这些“不分区议员”由谁担任呢？竞选开始时，其实各个政党会拟定和公布一长串的候选人名单，通称“政党名单”。换言之，不分区议员是按照政党的总体支持率分配，因此选民并没有“直接票投”这些议员。

MMP确实有利小党

联立制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完全反映各政党支持率，能有效改善放大效应的问题，营造更有利小党生存的环境。班杰明说，纽西兰的选制改革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前，纽西兰的政党倾向由男性白人所主导，不过社会上有很多群体的利益，在议会之中都没有任何代表。例如，女性、性少数、环保分子、原住民等等群体。新的制度让这些人都进入了国会，也进入了政府之中。”

“改换选制后，意味着纽西兰从过去的一党政府，转为各党组成的联盟政府。这也意味着，纽西兰政府变得更加多元，里面开始出现更多女性，更多不同的意见等等。”

班杰明接着说，选制改变后，纽西兰的议会和政府之中出现许多小党，而这些小党在从前的FPTP制度下根本无法赢得任何议席。此外，特定族群也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政党，因为小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后，原住民毛利人也有了不同政党的支持。

“国会变得更加多元，那种多元并不只是与身份有关的多元，而是在政策制定和不同课题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出现，甚至是更加进步的看法。”

“从前，纽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只能依靠毛利党，现在已有几个不同的政党能够代表毛利人。这些小党在改革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有的小党则是早就存在，只不过以前的制度下难以当选。”

纽西兰的选举改革运动从1990年代展开，至今已有大约30年的时间。选举改革前，纽西兰经历了工党与国家党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60年的时光，而在选举改革后，国会内的政党数量逐渐提高到5至8个政党。

目前，议会中除了最老牌的工党、国家党、毛利党之外，还有出现了关注环保课题的“绿党”、 主张自由经济及开放市场的“纽西兰行动党”（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