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孔子塑像、红歌回潮和广州大敦暴动等三大事件凸显中共的执政危机。
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除了在经济上继续 改革开放,担心启蒙再次引发民主浪潮的中国当局在 文化上开始向后看,希望用以前被踩在脚下的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今年年初,在中国最敏感的心脏地带天安门广场树立高达九点五米、寓意九五之尊的孔子塑像,但在“五四”前夕,如同出现时一样诡异,孔子塑像又不动声色地“消失”了。
天安门广场上演的这一幕丑剧、闹剧,表明当局在价值观上进退失据、尴尬万分。试图用传统文化取代新闻自由、民主选举、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文明,无疑是开 历史的倒车。中共从一个为全世界穷人打天下的理想集团,到“苏东波”之后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未经民选、不具执政合法性,为挽救道德人心,继续和谐稳定地腐败下去,又祭出了一个“打左灯向右拐”的法宝:全国山河一片红(歌)。
搞笑的是, 重庆唱红推选的几十首红歌曲目居然没有全球最经典最红的红歌《国际歌》:“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样的歌词显然太不和谐,中共权贵听多了这样的战歌,会不会做噩梦?大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人士共同歌唱无神论者的红歌,堪称世界之奇,是给中共自我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响亮耳光!
用郭沫若的诗句来形容,这正是:三江四海迎盛世,五禽六畜喜心窝。鸡鸭结伴跳红舞,猪狗比赛唱红歌。
就在6月10日重庆的14支红歌队唱响 北京、辐射全国之际,广州大敦村上万名不堪暴政的 四川籍民工用暴动向中共建党90周年献上大礼,轰动全国。就本质而言,广州大敦暴动与陈胜吴广起义、黄花岗起义、汉源暴动、大竹暴动、瓮安暴动、陇南暴动、石首暴动并无不同,无非是官逼民反。公检法机关的公信力呈现负数,及社会累积的不满达到饱和,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点燃人们心中的怒火。
由于现行政权缺乏合法性资源,地方 政府肆无忌惮地将 中央政权绑架在自己胡作非为的战车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中央为了获得地方政府的忠诚,不得不在很大的程度上容忍它们的倒行逆施。
小小一个大敦村的治安队,胆敢雁过拔毛、巧立名目,要求进出大敦的机动车办理村牌,对只求糊口的摊贩非骂即打,这是和谐盛世,还是“喝血”盛世?没有选票的民众,对权力的愤怒和恐惧长久淤积在内心深处,一旦有了天怒人怨、法不责众的机会,以暴抗暴就成了发泄不满的渠道和获得正义与真相的唯一手段。
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中共权贵也应施行政治改革,用选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把权力关进牢笼。否则,一旦末日的审判到来,大陆的大小齐奥塞斯库,难逃民众的冲天怒火。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77年的北京之春、1989年的学潮和眼下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在在说明:人类从未停止追求自由、捍卫人权的脚步,中国的未来是、也只能是宪政民主的自由中国。中共是像 国民党一样顺应历史潮流,还是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一样冥顽不化、自取灭亡?一个建党90年的老大党,有着无数可资借鉴的惨痛教训,何去何从,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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