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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5 21: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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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罗蓝恩甘的故事(一):屡败屡战只为家乡巴南
发表于 2016年5月16日晚上6点24分 | 更新于 2016年5月17日晚上11点03分
“你还会第三次竞选议员吗?”罗蓝恩甘(Roland Engan)双眼眯成一线,笑说:“当然没问题!”身旁的太太莫娜(Mona Kerani)也噗哧一声,似乎也不介意再一次为他助选、再打一场硬仗。
2013年全国大选,人权律师罗蓝以公正党旗帜上阵巴南国会议席,对垒国阵的安义尧(Anyi Ngau),最终以区区194票微差败下阵来。
而刚刚拉下帷幕的砂州选举,罗蓝出征德朗乌山(Telang Usan)州议席,以167票微差败给国阵的丹尼斯(Dennis Ngau),与人民代议士一职再度交臂失之,那是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
选举后的一周,我们和罗蓝约在吉隆坡冼都,他律师事务所附近的一家餐厅。这位刚败选的公正党巴南主席,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右手食指上还留着不褪色墨汁的印记,仿佛刚乘着巴南的风赶来。
“我过两天又要回去巴南,要回去谢票,感谢我的支持者。”
这些年他时常往返巴南与吉隆坡,三个女儿随着太太在首都求学,他自己则留在家乡巴南继续为选民服务,即便不是以人民代议士的身份。
“我或许也该在美里开一间律师事务所,这样对我比较方便。”
农村家庭与大木商
今年44岁的罗蓝出生于乌鲁巴南Long Jeeh村落的一个农村家庭,这地区原属巴南国会议席下的德朗乌山区,自去年砂州选区划分后成为姆鲁区(Mulu),离美里约5小时车程。
在Long Jeeh和Long San完成小学和初中后,罗蓝到巴南首府马鲁迪(Marudi)就读寄宿中学,毕业后到玛拉工艺大学就读先修班,再到邻州沙巴的玛拉工艺学院就读公共行政专科文凭。也是在这次离乡经验中,他意识到家乡的治理出了问题。
“在沙巴时,我拜访朋友的家。我留意到,尽管他们的村落非常偏远,但还是有路可以到达。”
“那时我开始比较,砂拉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这么多伐木公司砍伐树木,为什么那么多资源从巴南出来,但是我们巴南人却没有真正从天然资源中获益呢?”
罗蓝说的伐木公司,就是大家口中的“六大木商”——启德行(KTS)、常青集团、三林集团(Samling)、升阳集团(Shin Yang)、大安集团(Ta Ann)和黄传宽控股(WTK)。
“在巴南,我可以说,这六巨头就像政府一样,我们需要的东西都要跟他们拿。你需要路,要去求木商替你建。
“人民没有感觉到政府的存在,六大木商就是政府,他们的公司就是政治人物的代理人。”
哈里森曾任巴南议员
罗蓝在沙巴求学时,巴南国会议席首度让独立人士哈里森(Harrison Ngau Laing)夺得。哈里森曾获得现已被冠上“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保奖(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也是首届获奖人。
他是著名的原住民土地权益律师,早在80年代就抗议伐木公司滥伐森林,也是巴贡水坝抗争代表人物。哈里森(见图)可说是罗蓝的导师,让他了解原住民习俗地和政府滥发临时租赁地准证给财团的问题。
从沙巴毕业后,罗蓝前往沙亚南的玛拉工艺大学研读法律,在烈火莫熄运动达到高潮的那年毕业。尽管如此,安华却不是他之后加入公正党的原因。
对罗蓝来说,在玛拉的日子让他体悟到,身边的朋友谈到“土著”(Bumiputra)时,很自然将之与“伊斯兰”和“马来”划上等号。但是,在他的家乡却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原住民土著,而他本身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在土著环境长大,但我认为马来西亚不只是马来土著的事,马来西亚是有关大家共享的正义,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
打开知识窗口的五年
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人权律师查尔斯(Charles Hector)的助理,这是打开他知识窗口的五年,他学习处理诉讼案件,他爱读国民醒觉运动(Aliran)出版的杂志,也自己研习马来西亚历史,更了解到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时签署的条约,并没有获得维护。
“我开始知道‘另一方’的历史。国阵政府的政策,导致很多原本应该遵守的原则都不见了。我们并没有遵守先人谈好的约定。”
查尔斯告诉他,社会上有很多律师,也有很多好律师,但却没几个“好心”(baik hati)的律师。
“他教我如何谦卑、如何有效传达信息、如何从微观层面分析事情,这对我后来的竞选活动非常有用。”
“查尔斯(见图)说,不管你如何前去法庭,你乘坐马赛地去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在法庭有怎样的表现。”
罗蓝说,查尔斯打开了他的双眼,让他看到不同世界:“他骑摩托车上庭,我就跟在后面,但我们还是赢了官司。”
续为原民习俗地奔走
五年后,罗蓝决定自立门户,创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也连同哈里森及砂公正党主席巴鲁比安等资深律师,不停为原住民习俗地奔走打官司。
罗蓝再度说起习俗地被砂政府划为临时租赁地给大财团时,语气略显激动。
“那的确触动我的心,那是我们抗争的开始。我们不是要求比原本更多的东西,我们只是要求把原有的权利还给我们!”
“我们的权利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但却无法显示在砂拉越的土地调查图上。”
罗蓝所说的权利,是指原住民习俗地的范围。早期,巴南境内的各个村落虽隔着山河之遥,但各村之间已有协议,明确知道哪些地区是谁的范围,不能跨越。
这些习俗地不只是一般村民耕种为生的土地,也包括他们狩猎的原始森林。若村落间出现土地纷争,便会将案件带到原住民法庭审理。
然而,当临时租赁地出现,却大大改变了原有的解决纠纷形式,只因这些租赁公司并非原住民,无法带到原住民法庭审理,只能到民事法庭诉讼。
深知无法和大财团斗
政府将大片土地租赁给大财团60年至90年不等,而往往这些土地和原住民习俗地重叠。同时,政府也不视原住民狩猎地及原始森林为习俗地。
“砂拉越有习俗法,但是到了民事法庭,我们很难证明我们曾经拥有那片地。”
“对我们砂拉越原住民来说,我们不能在民事法庭和他们斗,我们无法在民事法庭打败他们。那些法官都来自西马,他们不知道砂拉越的习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州议员,来修改砂拉越土地法令,将狩猎地以及原始森林纳入我们的习俗地范围。”
“只有足够的州议员,才能这么做。”
“我当时便知道,我要参加政治。”
巴南另一场浩大危机
罗蓝有心参政的那时期,家乡正面临另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巴南村落很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被水淹没——肇因就是巴南水坝计划。
罗蓝在2009年回到家乡,积极和哈里森等人参与反巴南水坝抗争行动。
“我的村落Long Jeeh会是其中一个被淹没的村落。我有责任站出来,让更多人参与反巴南水坝抗争。”
巴南水坝是2008年“砂州再生能源走廊”这个涉及数十亿美元水力发电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建设12个巨型水坝(megadam),而巴南水坝则是第四个将兴建的水坝,发电量可达1200兆瓦以上。一旦建成,将淹没412平方公里的森林,逼迁2万名原住民。
在这之前,巴当艾(Batang Ai)、巴贡(Bakun)和穆仑(Murum)水坝早已竣工。
水坝抗争运动漫长,巴南居民于2013年10月毅然在拟建水坝的路口设立路障,不让水坝工程进行。这一个史无前例的轮班镇守封路抗争,进行了长达两年半。
直到砂州选举前,阿德南政府突然在今年3月宣布巴南宪报已撤销,意即归还原住民对水坝土地的习俗地权利,巴南人的两年抗争终於看到了成果。
巴南水坝仍未被取消
当然,罗蓝并不轻易相信砂州政府的“好消息”,他坚信,巴南水坝计划还未被取消,不能因眼前的胜利就掉以轻心,因为整个再生能源计划还在进行着。
“砂州首长今天有权归还习俗地权利,明天他又能撤销我们的习俗地权利。这就是之前在巴贡水坝发生的事。”
问及他在这些年的抗争所面对的最大挑战,罗蓝说,要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巴南人了解水坝的影响,其实非常难。
事实上,真正参与抗争的都是中生代,他们已到大城市工作,存了大半辈子的钱准备回乡养老,怎么知道水坝工程要来,家乡就要被摧毁。
然而,对于住在村里的老人家来说,有好多并不知道水坝计划的重大影响。
“有一些老人家,当你跟他们谈到钱时,他们不知道‘千’是什么,可能在他们的一生,他们只知道‘百’。一谈到巴南水坝的补偿成千上万,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就这样安享晚年。”
“而年轻的一代,他们根本不在意,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只想到就业的问题。巴南水坝一来,为他们制造就业机会,他们就觉得满足。”
罗蓝和许多深知水坝计划弊多于利的人,不停向族人解释,要他们参考之前巴贡和穆仑水坝的例子。失去习俗地的原住民,在重置区的生活并没获得保障。
最高领袖也无法发声
谈及他在抗争中最难忘的经验,罗蓝低头深思了一阵,说起他在2013年和一班反水坝抗争者发起的“巴南浪潮“(Baram Wave)运动。他们前往乌鲁巴南,再顺着巴南河一路乘船往下游前进,沿途停在每一栋长屋,告诉村民有关巴南水坝的弊处,要他们一起签名反抗。
罗蓝等人收集到数千个签名,便前往巴南最高领袖天猛公(Temenggung)的住处陈情。天猛公一职,在砂州原住民社会中,就像是所有人的父亲一样,罗蓝这么说。
“我们要求天猛公站出来,代表人们发声,告诉政府人们反对水坝。怎么知道,天猛公说:我上头还有人!我什么都不是,还有很多人比我高阶,我无法出声。”
“我跟他说不是,你是天猛公,你必须为人民发声!”
然而,天猛公仍然不愿站出来。人民发现,他们将之视为最高领袖的天猛公,原来只是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品小官,公务员的位阶如此之低,而天猛公什么也不是。
村民们当然难过,而罗蓝也毫不违言地说,这也成了他当时竞选国会议员的课题之一。
“我告诉村民,现在天猛公也不能为我们发声,我们必须选出代表我们的议员,先是国会议员,接下来是州议员。我们必须要有人能为人民发声。”
可想而知,当罗蓝两次在选举中以微差败下阵来,支持者有多难过。这也再一次显示那堵高墙仍然坚固牢靠,根本难以动摇。
国阵是唯一的选择?
“你知道吗?我曾经很想要加入国阵。”罗蓝突然这么一说,脸上又是招牌的腼腆笑容。我一时不知怎么回应,转头望向莫娜,她也边笑边点头。
“国阵是我当时看到的唯一选择,只有国阵被人民所接受。”
然而,对于刚刚想步入政坛的罗蓝而言,他却看不见国阵里有任何可以教导他的资深领袖。
“我没看见任何一个可以教导我的人,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职位竞争。”
他也说,自己看见人们没有为家园牺牲奉献的精神。每当有选举时,若国阵没有给钱或提供交通,就没人去投票。
“没人有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视投票为公民权利,要用自己的钱回家投票。”
“我开始质疑:政治体制这么久以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若国阵没有提供交通,就没人回去投票?我当时觉得,我必须做些事。”
那为何选择公正党呢?这个问题,在三小时的访谈中我问过两次。罗蓝的第一个回答皆是:我真的很喜欢公正/正义(justice)这个词。
访问罗蓝的前一晚,我在砂州公正党网页上读见他的自我简介,立刻就被他的竞选宣言所吸引:“我相信心灵和道德无法和政治分割,他们应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
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
作为一名基督徒,罗蓝认为自己会参政是因为要寻找正义及真理。
“我要马来西亚的所有社区都实现正义,而公正党非常接近这个原则。”
罗蓝最终没加入国阵,他拒绝所有以单一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他也认为马来西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替代政党,最终把国阵淘汰。
“虽然公正党不完美,但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看到最好的多元族群政党,也是最以原则为中心的政党,就凭它‘公正’这一词就已足够。”
“公正/正义来自真理,没有公正/正义就没有真理。”
访谈后,我不经意在笔记本写下几个罗蓝常提起的关键词:公正/正义、牺牲、爱、良善、真理、权利、人民。这些词语背后承载的意涵,或许就是形塑眼前这位肯雅族律师的政治斗争根基。
在那首自创曲《为了巴南》(Demi Baram),罗蓝浑厚的嗓音,唱起圣歌式的奉献精神,为了巴南,他的家乡。
demi Baram, kami berjuang 为了巴南,我们抗争
demi Baram, kami berkorban 为了巴南,我们牺牲
untuk kebaikan, keadilan 只要良善、正义
dan kebenaran, kekal di seluruh Baram 和真理,长存巴南
罗蓝恩甘的故事(二):要人如何抵挡选举横财?
发表于 2016年5月17日晚上6点12分 | 更新于 2016年5月17日晚上11点02分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输。”罗蓝恩甘(Roland Engan)这么对我说。他语气虽失落,但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和罗蓝约访前,我尝试从仅有的资料拼凑他的形象:一名人权律师、肯雅族人、会自弹自唱、两次出征皆以100多票的微差败给国阵候选人。
“你感觉如何?会难过吗?”
抛出这个问题的当下,我立刻感到后悔,感觉自己和那些询问失去至亲感受的记者没有差别。
“其实不会。我参加政治时,已准备好会有输赢。但我真为我们的支持者感到难过,他们一直知道我们获得很大支持。”
罗蓝说,支持者们在选前已仔细计算人头,十分有信心能获得4000余票。无论是在美里工作或留在村落的选民,他们都准备好为披上公正党旗帜的罗蓝,投下一票。
“我们那么有信心……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为何输了。”
罗蓝最终在德朗乌山区(Telang Usan)获得3064票,他的对手丹尼斯(Dennis Ngau)则以167票多数票险胜;他在2013年全国大选上阵巴南国会议席时,也以区区194票微差败给国阵的安义尧(Anyi Ngau)。
罗蓝坦承,一些大型长屋的选票在最后一分钟转向,令人措手不及,例如Long Bemang,Long Laput和Long Lama。这些村民原本皆是他的支持者,在上届大选时他也在这些地区已大比例的多数票胜出。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输。”他重复了第三次,似乎仍然感觉匪夷所思。
金钱政治游戏猖獗
他当然也听说金钱政治游戏猖獗,而且首相纳吉、副首相阿末扎希、国防部长希山慕丁等中央大牌领袖皆亲临他的选区,的确激起名人效应。
“很多巴南人也对阿德南感觉良好。他们不将国阵视为一个整体,阿德南其实只是整个体制的其中一员。”
甚至,纳吉在Long Laput直接批准兴建长屋及多用途礼堂,也当场批准长屋贷款。金钱政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国阵大派钱,不少在野党领袖高呼“钱照拿,票投反对党”,要求砂州选民接受金钱政治,但将票投给在野党。对此,罗蓝强烈反对。
“我们不该再跟村民说‘拿国阵钱,票投公正党’了,这并不适用。”
“在我们(达雅人)的文化里,我们对给钱的人感到亏欠,或觉得对他们有义务。如果拿了钱却不投票给他们,你会觉得愧疚。这是我们的文化。”
说到这里,罗蓝收起笑脸,严词厉色地说:“我们必须停止接受这种钱。”
如何彻底拒绝金援?
要彻底拒绝金钱政治,罗蓝不像其他领袖把责任归咎给选民;反之,他要求政党检讨自身政策。他说,砂公正党主席巴鲁比安的选区巴卡拉兰的选民,就拒绝了中央领袖在选前大派糖果的拨款。
然而,要拒绝金钱,真的那么容易吗?原本生活已十分困难的内陆原住民,若要求他们拒领政府“难得”的金援,那在野党能否提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如果村民们有固定、持续的收入,他们就不会容易被金钱政治影响。这是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
“乡村人民没有固定收入,数年一次的选举变成了可以拿钱的良机。所以国阵给他们多些钱,他们就投给国阵。”
“公正党必须持续在乡区耕耘。通过和其他组织合作,我们可以进行小型经济活动,让人们有稳定收入。”
以合作社方式自足
罗蓝透露,数个月前,他成立了巴南遗产协会(Persatuan Warisan Baram),目前仍在募集会员。若达到一定人数,他们要开始以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巴南小型农业及生态旅游。
“在我们获得绝大多数票的长屋,我们可以发展永续农业活动。每栋长屋有自己的农地,由村里的中间人将收成拿到市集或镇上去卖。生态旅游也一样,我们可以有民宿。”
“每个人以分工合作(gotong-royong)的方式,为社区付出。”
美国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曾说,马来群岛社会中的“分工合作”及“互相帮忙”(tolong-menolong)等无法被定义的社区工作精神价值,是一种被压制的主权力量,但它却是驱动整个社会互动的核心。
纪尔兹说,通过分工合作的行为表现,人们以一种“完美无声的集体协议”相处,而非通过绝对的命令下达。如此一来,原住民习俗作为判断及价值标准,而罗蓝正是以此方法作为对霸权政治的反击。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访谈中常提起“习俗”(adat)这一词。
与砂拉越之梦不同
询及要如何执行小型经济活动,罗蓝说,不妨以合作社形式,每人每月贡献十令吉,以财产共有的形式,满足社群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需求。
如此一来,他们能够实现经济自主,农民持续有收入,才有能力拒绝国阵数年一次的“天降之财”。
他认为,这和行动党推动的“砂拉越之梦”(Impian Sarawak)计划不同。砂拉越之梦做的是基础建设,但这很容易被资本更庞大的政府取代;小型经济活动却不一样,能让村民们紧握财产。
他认为,与其和村民们谈原住民习俗地等“学术”课题,不如以此方式,让他们直接和土地有联系,这样更能对拥有的土地产生感情。
访谈进行了三小时,我多次和罗蓝说抱歉,占用他太多时间。但他一直说没关系,兴致勃勃地分享自己对经营巴南社区计划的想法。
兄弟阋墙措手不及
回到刚落幕的砂州选举,除了金钱政治可能是导致在野党失败的原因以外,罗蓝认为,最令人措手不及的,更是公正党和行动党上演兄弟阋墙的戏码。
“那真的影响很大。我们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因为他们不满公正党和行动党在姆鲁区(Mulu)重叠参选。”
“特别是一些聪明的选民,他们知道我们希盟的组织有多松散。对他们来说,(投票)是浪费时间。”
姆鲁区是一个新选区,是由原来的巴卡拉兰(Ba'kelalan)和德朗乌山中被划分出来,本届成了在野党“两个保罗”的四角战。
公正党的保罗巴亚(Paul Baya)以及行动党的保罗拉惹(Paul Raja)在姆鲁区对垒国阵的格拉瓦特(Gerawat Gala),最终让国阵渔翁得利。
身为公正党巴南区部主席的罗蓝透露,保罗拉惹本来是公正党成员,但之后跳槽行动党。巴南区部早在年度大会已通过,将会出征巴南国席下的三个州议席:马鲁迪(Marudi)、德朗乌山及姆鲁,并且已向砂公正党提呈建议。
“行动党来迟了……大家知道公正党长久以来就在巴南做着基础工作。我们(巴南公正党)不介意讨论,但是我们没有机会。”
“保罗(拉惹)来的时候,真让我头疼。我们没机会讨论,突然间高层就下达命令。”
“我身为(公正党)巴南主席,必须聆听支持者的想法,保罗巴亚在这里耕耘那么久了,而且皆符合关键绩效标准。我只能以事实评断:姆鲁应由公正党上阵,行动党的保罗拉惹来迟了。”
砂公正党享有自主权
罗蓝说,自己非常欣慰在这件事上,砂州公正党有自主权。巴鲁比安最后签署了委任状,让保罗巴亚上阵姆鲁。
“州领导层得以行使自主权利,因为公正党承认砂州自主权,因此我们应该在党内就承认这个自主权——把权力交给州领导层来决定,什么才是对砂拉越最好的。”
虽然如此,罗蓝强调,他本身和行动党领袖依然亲近。他更希望,希望联盟以后能没有政党之分,大家能同在一面党旗下出征,为相同的原则奋斗。
“那就不会有行动党欺负公正党的问题,或公正党欺负行动党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
本届表现比5年前糟
2016年砂州选举拉下帷幕,在“阿德南效应”下国阵一如所料取得大胜,82个议席中赢得72席,以绝对优势重新执政。在野党只赢得10席,其中行动党从12席跌至7席,公正党则保住3席。
罗蓝认为,在野党本届备战州选的表现比2011年更糟,五年前他们尚有共同宣言,还有影子内阁,一致同意巴鲁比安出任砂州首长。
但今年,各政党发布各自的宣言,他们没有影子内阁,甚至连议席都谈不拢。
砂拉越可说是个“选举州”,国选及州选每隔两年皆会报到,让人民总处在选举情绪中。然而,生活依然在进行,如何通过选举达成社会正义的目标是一回事,如何以日常政治影响选举成效又是另一回事。
下届全国大选即将在2018年举行,届时的巴南国席,谁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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